商人无利不起早。中印乃堆拉山口的边境贸易在中断了44年后重新开启，马上就出现了温州商人的身影。设摊位，租仓库，纽扣和纺织品等商品被长途跋涉运了过来，不得不佩服温州人的精明与勤奋，不放过任何一处商机。
这样一批温州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他们建起了“市场”，也积累了财富。有了钱怎么办？所有的投资理财理论都告诉我们，不要把大量现金放在银行里，利息太低了，加上通货膨胀，得到的往往是负利息。
钱要投资出去才能得到保值，要温州人把钱投到哪儿呢？股市不景气多年刚回头，债市在中国还不发展，炒外汇有限制也有风险。剩下的选择不多了，买楼吧，或者买点煤窑，无论大小。于是有了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
搞实业、搞贸易总是受人尊敬的，投资就不一定了，尤其沾上了楼市和煤窑后，投资就有了“不道德”的嫌疑。上海、北京、深圳，广大的老百姓还没有住上新房子，温州人就把楼整栋买了；私人煤窑也总和事故扯在一起，资本家被指斥“剥削”了矿工的生命。
有人恨温州商人，认为他们没有秩序，给市场添乱；也有人爱温州商人，温州人花出去的钱，都叫GDP。到底是该爱你还是恨你，温州商人？由此一下想到索罗斯，想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想到了被亚洲政界骂得“狗血喷头”的国际游资，或叫做国际投资人和全球货币投资者。
这些人中有个叫做马克·默比乌斯的“新兴市场之父”，后来说了一个道理：所谓的投机分子是利用被高估了的货币而渔利，而那些货币随着时间推移迟早会达到他们该达到的水平，货币投机分子所做的可能无非是“加速”了下滑。
这里的关键词是“加速”。中国的温州商人炒房团，加上摩根斯坦利等外资炒房团，他们所做的可能只是加速了房价的上涨：一是说速度加快，二是说价格早晚要上涨到应有的水平。
有个老外在某国内电视台做访谈节目时，说了大概这样一句话，“想想纽约和香港的房价，指望北京和上海楼价会跌下来的人大概会失望的”。其实，香港楼价在1997年后已经缩水不少，但是比起内地仍是高得吓死人。上海不是要和香港一争地区金融中心吗，楼价长期而言怎能不涨？上海不仅是上海人的上海，北京也不仅是北京人的北京，这个矛盾在市场经济以及W TO之后就出现了。
温州炒房团和外资炒房团，一不犯法，二不失德，他们炒的其实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现在有人说政策部门在谋划限制外资炒房，我不知道能起什么作用。没有什么欲望是真正限制得住的，被压抑的东西会换个方式杀回来。
政策部门真的有事要做，但不是限制。搞市场经济，就得为资金放行；搞市场经济，还该为穷人做保障。房地产市场以及很多“市场”出了问题，社会出现了一种难以避免的“情绪化”。但是，不能以道德的观点否定经济发展规律，同样，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也不是不讲道德。
这里的道德是政府应当弥补市场不足的道德。市场化、全球化都是政府带领国人义无反顾走进去的。但最市场化的国家也承认市场不足，承认政府当为穷人建房的责任。有了市场化的商品房，就该有穷人的廉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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