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复一年,有关部门三令五申禁止中小学择校;各地也陆续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择校。但是,择校热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
新学年开始恰逢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择校困局能否纾解?
“禁择” 政府之手艰难发力
新学期一开学,沈阳市城区254所中小学的1977名教师将完成沈阳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流动”:超编学校教师向缺编学校流动;优质学校教师向改革学校流动;城镇学校教师向农村学校流动。
如此“折腾”,目标只有一个:通过3年至6年的优质师资“大流动”,基本实现中小学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杜绝择校现象。
沈阳市第96中学位于沈阳市东北角的城乡接合部,多年来由于学校硬件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生源极不稳定。新学期一开学,随着12位优秀教师的到来,学生报到率由往年的不到50%增加到74%;就连一些已为学生办理转学的家长,也纷纷将孩子转回学校。
“择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择师’。教师轮岗制,让教师流动起来,有利于实现义务教育校际间的师资均衡!鄙蜓羰薪逃志殖だ蠲瘟崴。
但是,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杨小微对这一做法表示担心:名教师的成长和培养,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如相对稳定的教研团队、相对延续的学校文化等,流动轮岗随意性较大,不利于名教师的培养和成长。
杭州近年来大力推行名校集团化建设,实施名校连锁办学,将复制、培训后的名校先进管理经验、优秀师资等教育资源扩散到新校,满足学生就近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但是这一做法的后遗症也很明显:名校这杯“牛奶”可能被“稀释”;名校集团化加剧了文化趋同,很可能使得一批学校丧失个性;多种体制、多种融投资方式并存的教育集团,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北京、上海等地,则采取强制推行“电脑派位”等措施抑制择校。其结果则是:家长依然择校,只是择校门槛更高了,择校的手段更隐蔽了。
“教师轮岗、名校连锁、电脑派位等一系列措施,在一定区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择校风。但从根本上来讲,教育资源均衡的‘制度瓶颈’不解除,择校风就不能从根本上刹住!苯逃侍庾、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制度瓶颈” 拉大教育差距之“根”
教育差距日益拉大,即使在同一城市,一条马路之隔的两所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学质量也可能会有天壤之别。
是什么造成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教育鸿沟?
杨小微分析,首先是教育投入政策。我国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是“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教育财政制度是“教育投入与地方财力挂钩”,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均衡,学校间的差距自然加大。1998年,小学生人均经费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河南相差近10倍,7年后这个差距扩大到50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其次是示范学校政策。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建立一批重点中学,目的是在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情况下,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1995年,示范高中政策取代了重点中学政策。此后,“示范学校热”在教育领域刮起,造成新一轮教育差距的扩大。
再次是民办公助政策。为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近年来,政府允许部分公立优质学校改制,实行民办公助。即政府投入硬件、师资以及学校声誉等有形和无形资产,允许学校提高收费水平。许多家长抱怨: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改制政策实际上是弱化了教育的公益性,人为地制造了教育的不公平。
北京宏志中学校长冯洪荣说,改制学校集中了优质资源,通过高收费手段,获得了发展资金,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教育差距。此外,有些地方为了扶持改制学校发展,政府允许他们提前招生,好学校把好生源挑走了,进一步加大了与普通学校之间的差距。
教育不公 是谁在享用名校资源?
多年来,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每到招生时节,家长想方设法托关系、找门路,拿着条子、票子敲重点学校的门。
温州一所名校的老师在择校生的资料中无意发现一个滑稽的事实:班里竟有15位学生家的门牌号码是学校附近的同一个厕所。原因很简单:“就近入学”。
某省一位主管教育工作的省领导秘书坦言,自己的公文包里几乎没有断过通过各种关系送来要求择校的条子;而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在开学前收到的要求入学的条子竟然重达1公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初中校长表示:在择校生中,大多是权力择校,有的名校招生名额甚至成了一种潜在的“公关工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学生的家庭背景已经强烈地影响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当前家庭社会地位高、经济背景好的学生,靠权力、金钱择校的比例较高,示范学校中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子女占了相当比重。
困局求解 给政府出张“试卷”
9月1日起实施的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学校内不得分设重点班与非重点班。其主旨在强调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在这里,凸显的是“公平”二字。
但这并非一日之功。熊丙奇教授说,这“意味着给政府出了张试卷”。一方面是政府必须承担公平教育的义务,一方面是部分高收入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旺盛需求。这是新法实施后必须面对的两个现实问题。
专家说,在一些发达国家,公办学校都是平民学校,家长择校的对象主要是民办和私立学校,而我国的择校却“倒挂”,家长择的大多是公办学校。其根子在公办学校之间在经费、师资等资源配置上的不均衡。
熊丙奇表示,要根治择校,关键在于均衡学校之间经费、师资等资源配置,保证公办学校收费透明;建立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的教育财务制度,明确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财政权限和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财政专家王善迈认为,义务教育财政机制应改革以县为主的教育拨款制度,“重心上移”,并建立从中央到县的四级“公共教育经费拨款委员会”。
(来源:华南新闻;作者:刘 丹 张晓晶 王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