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得不可开交的这个时代，中国完全有可能承担更积极的促进世界和谐的角色

　　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中美之间并不像美国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那么严重，那么不可调和，那么势不两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是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怀上相对淡漠的文化，是一种世俗化程度较高的、重视实用理性的文化。西方文明的挑战主要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世俗化力量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反应并不那么敏感，那么强烈。从文化传统来看，现在的中国人的文化母本是儒家文化，儒家相当中庸务实，“敬鬼神而远之”，并没有强烈的宗教关怀，更没有以自己的宗教救世主义去拯救、影响其他民族的心态。

　　举一个我自己体验到的有趣的例子。我到过许多国家，发现近年来西方女子中流行的吊带衫，轻而易举地在中国移民及受儒家文明影响的韩国移民、日本移民中流行起来。我到香港，台湾地区、日本，以及回国后到了新疆、内蒙古，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是如此。相反，我所见到的马来人、印度人、土耳其人、埃及人以及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女子中，这种服饰却很难流行开来。这些民族的女子在大街上总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虽然天气非常炎热。同样是非西方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众所周知，这种吊带衫表现的是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审美意识与理念，离东方人传统文化理念相距甚远。为什么华人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民族的女性能如此轻松地跨越如此大的文化距离，而其他东方民族往往做不到？它表明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的强度，远低于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

　　在伊斯兰民族中，由于反世俗化的宗教信仰十分强烈，因此，他们对西方世俗化冲击波颇难以接受。虽然西方与伊斯兰民族的冲突，当中有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存在，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冲突。

　　阿拉伯民族的强烈宗教信仰对生活方式的影响，再也没有比下面这个生动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的了：1978年卡特访问沙特，下飞机时，突然清真寺钟声响起，于是所有迎接贵宾的人们，全都立刻转而面对清真寺方向匍匐朝拜，他们全都沉浸在高音喇叭的唱经声中。美国总统只能在烈日之下，在舷梯上尴尬地站立着。而在中国，在迎送贵宾时，肯定不会出现这类故事。

　　我在新加坡访问时，正值“9·11”事件前后，一位当地的学者对我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中国人恨美国人是恨在表面上，而穆斯林民族则恨在骨头里。这句话当然说得有些过分，也不够准确，但一定程度上说明穆斯林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文化矛盾很深。我想，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虽然有许多精彩的观点，但他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民族会结盟与西方文明抗争，这一观点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其理由就是如此。

　　正因如此，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得不可开交的这个时代，中国有可能承担更积极的促进世界和谐的角色。我们与西方民族与伊斯兰民族两者关系都不差。我们希望与世界上所有平等待我的国家交朋友。当然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我们在维护自己民族利益的问题上，是说一不二的。

　　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值得一提，我们的民族主义并非像其他有些民族以宗教使命感作为基础，我们的民族主义更多地是带有反应性的特点。只有当我们的生存环境受到挑战时，我们的民族主义才会被反应性地激活，如果这种外部压力消失，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会不那么激烈。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想，中国在维护自己利益与权利的大原则下，与美国免不了有斗争，但求同存异，和平相处，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值得珍惜的。对于实现140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来说，也是必要的。我们一些“愤青”中的那种激进的、情绪化的带有历史悲情性格的民族主义，那种由于信息封闭性被强化的民族主义，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开放而逐渐式微。

　　我们国家经济上的强大使我们能有更强有力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声嘶力竭式的悲情，一味排洋的非理性，在21世纪的中国，没有必要成为我们民族主义的构成部分。我对这一点的预计，可以说比前几年更为乐观。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萧功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