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5日电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扩大原因复杂。政府需要对收入差距作出正确分析，有针对性地实施调节政策。概而言之，应鼓励的收入差异还需要有所鼓励；正当的收入差异应尽量容忍；不规范的收入差异要调控抑制，不正当的收入差异则应大力消除。

　　文章指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是源于诚实劳动中努力程度和辛劳程度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新的体制和机制使“勤快人”和“懒人”的收入差异明显扩大。

　　第二是源于各人禀赋和能力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一些特殊的、稀缺的能力与才干，如企业家才能、科技人员创新能力，一旦在市场中具体化为竞争力，则相关收入差别的扩大，比努力程度带来的差别往往要高出许多倍。

　　第三是源于要素占有状态、水平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资金、不动产等方面必然有所差异，而由此带来的收入高低不同，也是客观存在的。

　　第四是源于机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可能纯粹由于时点不同，结果大相径庭。这里面机遇的因素也是不可否认的，在市场经济的某些场合，其作用还十分明显。

　　第五是源于现行体制、制度“明规则”因素而形成的收入差别。比如一般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明显高于非垄断行业，又比如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与其具体位置关系较大。

　　第六是源于现行体制、制度中已实际存在的“潜规则”而形成的收入差别。这大体相当于一般人们所说的“灰色收入”。

　　第七是源于不法行为、腐败行为而形成的收入差别。这相当于一般人们所说的“黑色收入”。

　　文章认为，这些收入分配差异形成原因，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案例中，各因素分别起多大作用，应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从政策原则和政策理性来说，首先应明确对应于各个因素的政策导向和可选择措施。

　　对于勤劳致富、才能致富，政策都应当大力鼓励或以鼓励为主，只需做一些再分配的微调。

　　对于要素占有和机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异，政策上应适当调节，但不宜作“抹平”处理。否则开放条件下的要素外流将十分严重，市场经济中需要的首创、冒险精神也将受到抑制。

　　对于体制性“明规则”、“潜规则”不周全、不合理造成的收入差异，在明确需有所调节、抑制的同时，关键是以政策和制度建设推动深化改革、机制转变(包括“花钱买机制”)，追求制度合理化、规范化，再配之以必要的再分配调节。

　　对于违法乱纪的“黑色收入”，必须坚决取缔、惩处，并注重从源头上加强法治、制度建设，以抑制违法乱纪、腐败行径的滋生土壤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