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9月份短暂回落后，10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再冲高点：10月CPI同比上涨6.5%，高于9月份的6.2%，从环比指数看，比上月上涨了0.3%。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连续第三个月回升，高于市场预期的3.0%。预计今年全年CPI将在4.5%以上，而明年将持续高企。(新华社11月13日电)

　　人们得逐渐习惯在高通胀与高增长的环境下生活，原因是经济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货币与资源、原材料价格同时感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而以压低生产要素、保持低价资源与低工资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

　　考虑到中国的就业、城市化等种种社会问题，GDP最低必须保证在8%以上，要保证这一发展速度，中国的资源、消费等就会维持大幅增长。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后发国家走的大多是同样的道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外面临本币升值压力，对内通胀高企之路。加息并非应对这一局面的最佳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对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保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是应对CPI上升的重中之重。

　　应对CPI上升有两条路。一是提高人力成本，加强社会保障，保证分配公平，把物价上升对普通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如果人均收入能超过CPI的上升幅度，物价的上涨就会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近两年我国人力成本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以10以上的比例提高，从表面上看，物价上涨、收入上涨造成了货币驱动型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但由于人均收入随之上升，也就意味着个人的消费能力、生活品质没有随物价上涨而下降，消费物价名义价格上涨而不是真实价格上升。

　　目前的问题在于，社会保障仍不健全，人均收入上升而收入差距拉大。从收入增长差异来看，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6，显示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因此，使中低收入阶层收入赶上通胀增幅，是通胀压力之下的首要问题。如果大多数居民的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结果就是，居民应急性的储蓄居高不下，这些储蓄在资本时代快速缩水，收入差距更大；高收入阶层对消费不敏感，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无力消费，内需无法拉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法从出口、投资拉动转向内需、出口拉动的根本性转变，既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又对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不利。

　　第二个方法是在实施短期资本项目控制的情况下，适当放大人民币的升值幅度。目前我国的通胀部分是输入性风险，如以较低的人民币购买国外不断上涨的高价资源，由于资源上涨难以见顶，人为放大了通胀风险，使国外资本分享了最大份额的人民币红利。在资源进口依赖日盛的情况下，适当提高人民币的价格，对降低我国工农业生产成本有利。

　　当然，这会造成另一个风险，就是海量国际资金追逐人民币资产，造成人民币在短期内急升，而在国际资金退潮后呈现崩溃性下跌，重演东南亚金融风暴一幕。但中国引入的是长期国外资本，政府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并且还在源源不断的增加过程之中。目前，只要在控制住资本项目的情况下，放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也能像印度的汇率改革一样取得稳步成功。

　　为了应对CPI而加息务必慎重，加息会使人民币“洼地”积蓄过多的资金之水，同时对中小企业与普通居民的个人信贷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对资源性与垄断性企业毫发无损，既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病症，也不能使民众的生活品质得到保证，更无法解决由基础货币发行而来的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加息会使通胀风险扩大，而不是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