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从0到1代表着物质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各国的情形通常在0.2到0.8之间，其中0.4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持续逐步拉大，基尼系数达到了0.46甚至更高。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基尼系数现状，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不能因基尼系数比较高，就认定贫富差距、收入差距已十分严重

　　记者：贫富差距是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请问您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郑功成：我认为对中国的贫富差距需要运用辩证法，我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从发展的视角来解决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今年10月上旬我出席中欧论坛并与欧洲反贫困联盟主席一起负责“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分论坛，我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一种客观社会现象，但它首先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因为财富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共同贫穷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共同富裕，只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财富的持续积累进入富裕阶层，才能真正向共同富裕迈进。二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确实需要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加以调节，因为差距的持续扩大不利于中国的健康持续发展，又确实有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上的不当影响。三是维护公平正义和实现共享发展成果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正在采取多项措施，这一问题是可以逐步缓和并合理解决的。

　　记者：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基尼系数逐步扩大的事实？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哪些？

　　郑功成：虽然我国的基尼系数比较高，但还不能因此而认定贫富差距已经十分严重甚至可怕，因为国家继续处于发展上升期的格局没有改变，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在国家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实惠的格局没有改变。

　　我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收入差距扩大，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这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特别是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包括了传统户籍制度限制，教育及社会保障、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差距等多重深层次差距。改革开放初期选择的渐进改革、区域倾斜、递次开放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与地区之间的差距。初次分配中的格局失衡、制度失范与长期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民财富分配的失衡与不公现象。而包括公共资源与社会保障在内的再分配手段又未能够起到应有的调节财富分配的作用。

　　●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并非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基于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

　　记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才能做到兼顾公平和效率？

　　郑功成：我不赞成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追求公平应当是国家发展的目标，而保持效率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须手段。总体思路是必须放弃现实中仅靠劳工成本低、弱化国民福利权益来维护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经济增长格局，代之以既有效率又有公平还能持续的发展格局。为此，国家需要通过财税制度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来继续保持甚至提高经济效益；同时确保初次分配符合法定的、公共伦理的正义底线，再分配符合公平、均衡、共享的法则。

　　记者：对基尼系数偏大的现状，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郑功成：我认为应当在规范财富分配的同时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基础，只有让劳动者获得合理的报酬，让高收入者承担起法定的义务，让低收入者获得相应补偿，才能维护起码的社会分配正义。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包括完善税收制度、确立劳动者薪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正常增长机制、节制高收入者的收入尤其是畸形收入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调节收入分配格局并非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基于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因为单赢的格局不可持续，多赢的格局才能持续发展，只能通过共享发展成果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与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记者 杜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