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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大二次会议上三作检讨
195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五月五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周恩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所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就“反冒进”问题继续进行检讨。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他讲一句，我给他记一句，再由我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接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5月5日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毛泽东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谈话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作了检讨。在陈云5月16日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周恩来5月17日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疵敖拇砦�，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薄盎褂Ω锰乇鹬赋�，‘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彼痔傅秸庖唤锥沃械乃枷氡浠担鹤约憾悦蠖赋龅摹胺疵敖笔枪赜谏缁嶂饕褰ㄉ韫婺：退俣任侍馍戏秸胄缘拇砦笳庖坏�，“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周恩来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彼赋黾偃纭坝行┤瞬还舜缶帧�，“那就要分裂”�！坝腥巳衔擦朔至�，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痹谡庋那樾蜗�，党内已经很难再发表不同意见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邓小平认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迫于“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周恩来曾想过辞职。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人�；嵘咸致哿酥芏骼吹热说墓ぷ靼才�，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6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本」苤芏骼吹闹拔衩挥斜�，但当时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紧张气氛，使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同意见事实上已经难以再被提出。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权。
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勐试诠袷杖胫械谋戎赜�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建国以来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几年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党中央不得不对陷入僵局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困难时期，为了同舟共济，尽快度过难关，周恩来一方面担负起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的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敝芏骼此担骸拔沂亲芾�，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敝芏骼凑庵秩倘韪褐�、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品格，是多么令人敬佩和感叹！(姜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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