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索兽首律师：不想多谈与法籍女律师的分手
回国后于百忙中接受本报独家采访 放谈海外索讨圆明园兽首前前后后
刘洋：一言难尽的跨国诉讼
圆明园鼠兔首拍卖事件近来似乎归于沉寂，有关消息也在报纸、电视和网络上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其实是树欲静而风未止，这件事带给人们的思索很多，绝不是一场简单的官司就能将其全部内容涵盖的。对于2月下旬在法国发生的一切，海外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的首席律师刘洋至今记忆犹新。
自法国回来后，积压的10多件官司、不停的采访和各类杂事，让刘洋一直忙得不可开交。记者多次给他打电话，他总是在不断变换着所在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他总是在忙，不是在和人谈话就是奔波在路上，没有充裕的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
3月30日晚上，记者再次拨通他的电话，这次他已经到了海南，正在处理手头上的一件案子。记者抓住他的休息时间，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那20多天有着巨大的疲劳感，可以说把我的精力和体力透支完了；法国媒体说，刘洋一个人的作用，相当于100个亿的广告宣传
话题从刘洋去法国之前开始。他告诉记者，对于这场跨国官司，自己其实准备了很长时间，大约有几个月，但最后还是很匆忙。在临走前10天，才和律师团的部分律师确定下在法国进行法律程序的基本步骤：首先是争取促使鼠首和兔首撤拍；第二步是如果拍卖公司不撤拍，律师团将提起“禁拍令”申请；第三步则是如果前两种努力都未获成功，将着重关注拍卖的结果。
现在看来，虽然这些程序都做到了，但都没有太好的结果。对此，刘洋说，这主要还是自己准备得不充分。这是跨国诉讼，需要一定的财力和人力，但当时律师团用于此案的财力很少，本已寻求到的赞助因各种原因未能到位，所以前往法国的只有我一个人，连一个助手也没带。到了法国，一切事都靠我一个人奔波非常吃力。因为除了有关拍卖的事，很多日常杂事也是我一个人忙，还要应付媒体等方面，所以很累。而且，这种累不光是身体上的，心理上也是有着巨大的疲劳感。那20多天，可以说把我的精力和体力透支完了。发自内心地说，我已尽全力，这次诉讼已经达到了预想的目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有法国媒体说，刘洋一个人的作用，相当于100个亿的广告宣传。
说到诉讼的结果，刘洋感到有些无奈。他表示，当时到达法国后和法国的代理律师进行了商讨，但他们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到最后一天才确定欧洲�；ぶ谢帐趿匣嶙魑嬷魈�，本来建议把爱新觉罗家族宗亲会作为并列原告，虽然不会有太大的效果，但还是可以壮大原告主体，可惜法国的律师没有采纳。
大多数法国人知道了兽首来历，并有很多人表示支持，这是一个意外收获；不想多谈与法籍女律师任晓红的分手，但不说又觉得窝囊
刘洋对这段经历很是感慨，他认为如能在中国进行起诉结果可能会更好，但当时时间来不及，只能在各方条件都不成熟的情形下仓促出征，虽然没能达成预想的结果，但引起了中国全体人民的注意，很多人都动了起来，国家有关部门也从旁观到进行干预和发表言论，都说明此次诉讼获得了较好效果�；褂芯褪怯晌奈锪魇Ч蛭奈锪魅牍魅沸剂魇奈锊辉诔钟腥撕退诠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前，95%的法国人还不知道这两件兽首是中国的，也不知道圆明园在哪个国家。通过这次诉讼，大多数法国人知道了兽首的来历，明白了中国人为什么要打这场官司，并有很多人表示支持，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对于打这场官司的艰难程度，刘洋早有心理准备。他说，既然选择打官司，单凭爱国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文物追索几年前就引起过国内外各方关注，却一直没有人找出跨国法律追索的有效途径，甚至很少有人据此发表学术文章，这一点很遗憾。事实上，通过诉讼跨国追索文物，在法学领域也是一个边缘议题。在国内，法学学科一向以部门法为界，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很少有人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而跨国提起文物诉讼，却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文物�；し�、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多个领域。一般来说，国际法学者往往只熟悉国际公约或国际组织，很少有人精通各国国内法上的诉讼技巧。国际公约固然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但真要打起官司，靠的还是各国国内法。至于民法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也是各有侧重，即便有人熟悉在国内怎么打官司，可一旦出国诉讼，不说涉及的多是其他国家的法律，连打官司的程序都与国内完全迥异。因此，尽管有人解读了国际法上的文物�；す�，有人提到了民法上的善意取得或诉讼时效，但到底该由谁作为原告起诉，事先如何进行财产或证据保全，原告如何举证，判决后如何执行，这些问题始终没有人认真研究过，或者给出一个权威合理的结论。
所以，刘洋到法国后并没有直接进行诉讼的资格，只能依靠律师团在法国的法籍女律师任晓红来进行具体诉讼，但是任晓红和他不是具有利益关系的上下级关系，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无法融洽沟通，这也导致了申请“禁拍令”的失败。
对于后来和任晓红的分手，也曾引起过媒体的关注。刘洋表示，自己不想多说什么，但不说又觉得窝囊。作为律师团的成员，任晓红在本次追索流失文物行动中是做了努力和艰苦工作的，但是她后来发表了很多不恰当的言论，其中有些不只是对官司不利，对我国的形象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让我国外交部门感到很尴尬。鉴于这种情形，我们只能和她分手，因为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允许再与她合作了。所以说，虽然她出了很多力，但也惹了很多麻烦。比如她曾说过，“因为没有一个法律说可以�；�150年被偷的东西……”这句话，其实是她对法律的无知造成的错误推论。我有3条理由可推翻她的这种说法：一是在我国民法体系里，关于未经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资产受到损害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规定。就是计算时效的一种例外情况。也就是说，凡是符合这种情况，超过150年也可追究的。二是法律规定，人民法院院长认为必要的，可以延长诉讼时效。三是国际条约的保留条款：鉴于我国重要文物的流失绝大多数发生在清朝末年，所以我国在签订有关公约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对于公约限制时效全部做了保留。即我们不受他们有关“50年时效”的限制，这一条规定对我无效，这条规定等于未签。所以我们追索50年以上的流失文物，是有法律依据的。
说到这些，刘洋的口气既气愤又无奈。他说，其实在诉讼时效问题上很多人都有误解，都认为这些圆明园兽首已经被掠夺走150年了，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但是，根据有关国际法的规定，像《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其中第三条第三款就明确规定：“任何关于返还被盗文物的请求，应自请求者知道该文物的所在地及该文物拥有者的身份之时起，在3年期限内提出；并在任何情况下自被盗时起50年以内提出�！币簿褪撬�，我们在知道兽首的所在地及该文物拥有者的身份之时起，在3年的时间内提起诉讼都是可以的。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律师团队伍很缺少相应的法律知识，并且研究得不透。我也在回国后接下来的工作中将着重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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