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被执行死刑，成为近年来我国第四名被判处死刑的副部级以上官员。郑筱萸一审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公布后，公众普遍认为，法院依法作出这一判决显示了我国惩治腐败的决心，郑筱萸是罪当其罚、咎由自取。

　　但也有人提出，郑筱萸受贿的金额比此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一些腐败官员少，而且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对死刑判决进行严格的复核，为什么郑筱萸还会被判处死刑。针对这些疑问，记者近日专访我国刑法学界的三位权威专家。

　　以受贿罪判死刑，符合刑法规定

　　郑筱萸此次是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说，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郑筱萸受贿数额达649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亦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因而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昌说，近年来一些罪犯比郑筱萸受贿金额多，之所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是因为他们有自首、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而郑筱萸未被认定有这样的情节。

　　职责特殊、危害巨大，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说，对受贿犯罪是否判处死刑，金额只是一个方面，不能单纯看金额。郑筱萸的案件应该说是“情节特别严重”。

　　赵秉志教授认为，受贿罪的情节特别严重，是指在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基础上，因受贿行为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与影响的程度极其严重。这也是受贿罪的危害明显不同于贪污罪的一个关键点。郑筱萸身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岗位，出于贪欲多次收受了巨额贿赂，不仅严重侵害公务员的职务廉洁性，而且置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利益于不顾，为有关涉药企业谋取利益，导致国家对药品的监管失控，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并严重损害了国家药监机关的公信力，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社会危害广泛而深远，显然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虽有退赃和坦白情节，但不足以从轻量刑

　　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法院认定了郑筱萸坦白部分受贿事实，受贿钱款已退缴情节，但认为这些不足以从轻处罚，应依法严惩。高铭暄教授认为，量刑要遵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本案中郑筱萸受贿数额巨大，他到案后，只是坦白了很小一部分事实，虽然也退还和追缴了所有赃款，但是，退赃、坦白都不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所以从整个案件来看，他不具备“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马克昌教授说，量刑时既要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又要考虑刑事责任的大小。退还部分赃款、坦白部分事实是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是否足以从轻，因案件的严重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案件特别严重的，则不足以从轻。

　　赵秉志教授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程度是由罪中、罪前、罪后各个环节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决定的。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之所以没有因退赃、坦白等情节，而对郑筱萸从宽量刑，我理解是因为综合全案看其犯罪情节和危害太严重了，郑筱萸犯罪后在被追诉过程中的这些酌定从宽因素无法降低本案的极其严重的危害程度，因而法院在实事求是地确认其具有这些酌定从宽情节的同时，仍然鉴于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而判处了死刑，这是符合我国量刑原则和规则的。

　　判处死刑，不是对限制、减少死刑的否定

　　赵秉志教授说，本案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立即执行与我国当前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死刑改革并不矛盾。他认为，限制、减少死刑并逐步废止死刑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对刑事法治进步的要求，但我国有关的死刑立法、司法改革措施需要逐步展开，需要结合社会的发展状况并考虑国情民意。在我国刑法目前对严重腐败犯罪配置有死刑的情况下，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且情节特别严重的重大腐败犯罪之罪犯依法判处死刑包括立即执行，这并不是对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否定，而恰恰是严格了死刑的适用标准。

　　收受贿赂、玩忽职守，教训深刻

　　高铭暄教授说，反腐倡廉是国家的政策，有腐败的地方务必要清除，此案显示了我国在反腐上的决心与信心。郑筱萸案件的审理也说明，不论官有多大，但在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严重的腐败行为，都要依法严惩。

　　马克昌教授认为，通过对郑筱萸案件的审理昭示了对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加强监督的必要性。郑的犯罪事实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采取更加得力的措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他认为这起案件也揭露了渎职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告诉全社会对渎职犯罪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与之作坚决斗争，特别要注意采取预防措施。郑筱萸作为药监局最高主管，其渎职行为的危害不仅仅是药监系统和药品本身，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公信力。(田雨、崔清新、李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