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改革都不仅仅是一个价值问题，更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问题”——— 在国务院以“新组5部”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方案披露之时，我却“不合时宜”地想起这么一句冷静凝冰的话。

　　无意于乱泼冷水或“唱衰”什么，只是以往的教训表明：改革的功过成败，不仅在于“大方向”上要正确，更取决于在改革的每一个细节之处，都能仔细求证、小心“排雷”，任一环节出了故障都可能功亏一篑，退回原点。我们万万不可“因为乐观和亢奋掩盖了行政体制改革里那些真问题”。

　　舆论普遍认为，这次被简称为“大部制”的改革，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与规范行政用权的必然要求，是政府从“全能管制型”转向“公共服务型”的重要一步。因此，虽然改革方案似乎没有坊间预期的那样“大刀阔斧”，但重要的是，这一步迈出来了。

　　也正因如此，这是一场绝对“输不起”的改革，因为它的成败将决定“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长远目标。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判断改革成败就绝对不是只看那些要撤的撤了没有，要设的设了没有。在当下中国，实现机构上的重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要看，我们需要理顺的那些关系“顺”了没有？想要切断的那些利益“断”了没有？想要建的那些服务理念“建”了没有？只有清醒地看到前方每一个现实困难与阻力，看到机构存废背后的每一个陷阱，排掉每一颗“地雷”，改革才能裸露出本真的内涵。

　　首先在于能否营造适合大部制的 “大环境”，也就是克服政府部门有权无责、权力缺乏外部制约而责任却无从追究的问题。这是根本，不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的“洗牌”很可能只是一次权力的“挪窝”。其实，在行政部门内推动决策、执行和监督权的分离，根本不是一些专家津津乐道的什么“三权分立制衡”，只有行政部门以外的机构通过宪制权力来有效地制约与监督，辅助推进，大部制才能获得“权责明确”的外部环境，实现真正的制衡。

　　其次在于穿越“管得太多”但“不管又不行”的矛盾。有海外媒体曾忧虑，改变政府职能、减少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很可能成为一厢情愿之说，因为现实国情是国民经济的战略行业绝大部分仍然是国企，国家仍然要参与大量微观管理，政府如果不微观介入，又怎能发挥管理者的角色？可见，服务型政府究竟服务什么？管理型政府究竟多管了什么？哪些权力可以回交给社会，怎么回交才能避免“真空地带”的出现？这些概念的廓清也是最考验智慧的地方。

　　再次是改革的策略和方法能否超越既得利益者的羁绊。当前很多领域已经“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如果允许这些利益群体 “迁移”到大部门体制中来，那么改革就没有意义；如果要利用这次机会彻底切断这些利益群体，就需要克服某种程度上的“群体抵抗”。不克服多年来被不断强化的部门利益，就将很难跳出历次机构改革 “精简——— 膨胀——— 再精简——— 再膨胀”的怪圈。用什么策略寻求平衡，用什么方法实现过渡，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换个牌子”的问题。

　　最后是改革推动力问题。一定意义上讲，“大部制”改革的执行者，也是被改革者，这决定了必须考虑持久推动力问题，避免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变形，甚至流产。合并之后，这些“大”部门权力加强了，抱团博弈的能力也更强了，那时，靠什么力量切除那些不必要的审批，废掉那些不必要的机构叠加，真正优化服务资源？改革总要有人做“黑脸”，大部挂牌之后，深化改革的“黑脸”谁来担当？

　　冷静观察历史上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的碎片，不难发现，很多改革失败不是方向与内容的问题，而是改革技术的问题。改革不相信假设，相信的是最现实的利益博弈，相信的是改革者能否在可控范围内令每一个措施指向改革初衷。政府职能的转向，不是一次轻松的转身，只有我们对困难有足够的估计、对疑虑有足够的应答、对博弈有足够的现实考量，“大部制”改革才能在小心“排雷”中稳步前行，最终实现大预期、大突破。(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