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29日电《澳门日报》8月29日发表社论说，因为目前中国尚缺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无法完全发挥其对贪官的威慑作用。因此，必须尽快出台《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超过申报数额的财产而不能解释的都以贪污罪或受贿罪论处。这一做法，在一些国家证明十分有效，其震慑效果可能比提高刑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好得多。

　　社论摘录如下：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日前举行，审议刑法修正案(七)草案。草案提出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量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至十年有期徒刑，并扩大受贿罪的主体。修改意味中国试图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

　　作为一项独立的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初见于一九八八年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单行刑事法律中，九七年刑法修订时予以吸收。尽管这一罪名的适用一直是中国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运用至今已有二十年。但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便争议不断。

　　一种看法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是收到效果的，它让一些腐败分子现了“原形”。例如，二○○八年八月被判刑的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就被检察机关指控受贿价值三千六百七十一万余元人民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八百一十二万余元人民币、四万余元美元，并以此将其治罪。而质疑这一法规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但未能起到威慑的作用，甚至有沦为腐败分子“救生圈”、“护身符”和“免死牌”之嫌。

　　在修改提交这次人大常委会审议时，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指出，现行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标准偏轻，易被一些腐败官员钻空子，建议加重处罚。对此，人们并不否定可加大阻吓作用，但能否有效解决问题，则仍有疑问。

　　因为，按现行刑法规定，来源不明的财产超过一千万元，最高刑罚也只有五年有期徒刑；但贪污罪十万元起，就至少要判十年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还可判死刑。于是，不少“聪明”的贪官揣着明白装胡涂，将本属贪污受贿得来而又完全可以说清来源的财产，只要司法机关没有明确线索或者追查不紧，都统统归入来源不明财产之中。不明财产越多，就意味着受贿额越少，这就使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些贪官逃脱贪污、受贿罪应得严惩的“挡箭牌”。即使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由五年提高至十年，拉近了与贪污、贿赂罪之间的平衡，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者处罚严重失衡问题。

　　基于这一观点，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刑罚的增加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目前中国尚缺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无法完全发挥其对贪官的威慑作用。因此，必须尽快出台《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超过申报数额的财产而不能解释的都以贪污罪或受贿罪论处。这一做法，在一些国家证明十分有效，其震慑效果可能比提高刑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