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刘 春(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陈雄飞(司法部副研究员)

　　问责制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

　　主持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被“问责”，有人形象地称2008年为“问责年”。怎样看待问责制在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毛寿龙：自2003年以来，行政问责广泛地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这显示出中央致力于建立“责任政府”的坚定决心。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不少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问责制度，强化了官员的责任意识。从近年实施的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设、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

　　陈雄飞：如果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来看，问责制度可以看做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行政问责在我国自启动以来，无论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还是对重塑政府责任和形象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导致一批官员被追究责任，此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肯定，民众拍手称快。

　　另外，从制度设计和目前各地行政问责的实践经验看，这一制度不仅有利于避免行政权力在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异化，确保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有利于避免政府职能的官僚化，优化公务员队伍、密切干群关系、促使行政管理者认真履行职责，有利于约束公务员和其他行使行政职能的主体，促使他们真正对人民负责。

　　行政问责制的重心不应该仅仅放在责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预防失责行为发生

　　主持人：如何全面理解问责制？

　　陈雄飞：我国当前对行政问责的理解和适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比如将问责简单等同于领导引咎辞职、等同于上级对下级吏治的整顿、等同于出现事故后的惩罚举措。上述举措其实在古代封建社会甚至奴隶社会就已经实行，如果将现代意义上的问责制简单等同于上述举措，显然还没有真正触及问责制度的根本意义。

　　理解问责的含义，首先要从政治高度理解。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政府机构是责任政府。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立法机关，而且是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对权力机关负有严格的政治责任。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落实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根本保证是责任政府体制，即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的体制和其他国家机关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体制。行政问责制度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必要手段。

　　全面理解问责制，还要在观念上加深对行政问责制度的深层理解。实际上，行政问责并不仅仅是让政府官员事后为其行为承受相应的责任。行政问责制的重点在于预防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时刻提醒政府官员注意自己的言行，及时化解政府官员失职失责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就此而言，行政问责制的重心不应该仅仅放在责任追究方面，而是要注重责任预防。要有效地防止相关责任的发生，就需要实行制度性、常态性问责。制度性、常态性问责意味着行政主体必须按照制度规定，依照程序接受问责主体(立法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公众等)经常性的质询、听证等，经常向有关方面汇报工作，对问责主体的询问要做出及时而令人满意的答复等等。

　　问责制要通过程序保障官员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

　　毛寿龙：就形态来说，问责制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性问责，一是程序性问责。前者的依据是行政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比较模糊，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被问责的官员，往往处于十分消极被动的地位，是免职，还是引咎辞职，还是其他处分，都由上级来确定。与此不同，程序性问责的依据都是法律性的，每一个官员的责任都非常明确，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是不是被问责不取决于临时性的行政决策。行政性问责往往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但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转，就需要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完善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丢车保帅”、“替罪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