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口述人：马玉清 身份：计生工作者
1989年我再接计划生育的时候吧，我有一个感觉，人们不愿意生孩子了。
一般育龄妇女中会有这种想法，让生都不生了，你还抓计划生育干什么��？
到1996年、1997年，我们这些专职干部听些保健知识的课，什么育龄知识、孕产期、青春期知识的课，当时刚有点苗头，要为育龄妇女服务，但怎么服务，我们也不知道。
1998年底，我就退休了，1999年初开始到人民路居委会接计生主任，2003年后，改为香厂路社区了。
我到居委会后，当时咱们已经实现了低生育水平，有些领导觉得计划生育没那么重要了，没必要在大会小会上都说计划生育工作了。有时候开会，一说计划生育就说，这事甭提了，现在不算重点了。
而且在居委会和在原来单位毕竟是两回事了，开始我召开育龄妇女开会，找宣传员开会，人家都不来。后来我个别找他们，问他们干吗不来。人家说，还开什么计划生育会啊，让生都不生了，还开什么会啊。那时候，我挺苦闷的。我觉得，我上这里来干吗��？当时找我的时候，陈主任讲话，小马咱们这里缺个接计划生育的，头二年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咱们的先进也抹了，你赶紧来吧。
可是到这来，全不是这么回事。到这来也没我事干，我也不知道从哪干起。
这时候就2000年了，全国召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那时候，我从《人口报》上看到，那个会上，提出了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我就看这报，反复地看，我就觉得心里有点豁然开朗，就知道，计划生育不是以前的模式了。原来是管人，现在你得去为民。
我也知道今后该做点什么了，就是搞好服务。
这时候我就想，我怎么办��？
我就深入咱们居民当中。那时候，办事处组织更年期的讲座、孕产期的讲座，让我们组织人去参加会议。那时候居委会也小，也组织不起来。就是那样，也没人爱去。我就问那些听课的，问他们听完课有什么想法。
有人说，原来我脾气挺好的，今年春天以后就老一阵阵儿地发脾气，不是跟孩子嚷嚷，就是跟人吵，原来这是更年期。有人说，原来我这没摘环，原来绝经半年一年之内就得摘环。
后来，我就找到切入点了，育龄妇女的更年期就有一个服务的需求。那时候也有卡片，我就把从40岁到45岁的年龄住址挑出来，我就自己编了个《致更年期妇女的一封信》，然后复写，就给她们送过去。如果她是戴环的，我就提醒她，绝经后半年到一年内要取环。
我通过入户走访，看到有一对夫妻，结婚五年了不生育，两人老打架，这女的思想压力特别大，就是因为不能生育。她呢，经常肚子疼，有时候胃疼，有时候她也说不好。后来，我就跟他们俩分别谈谈，征得他们同意后，就带着那女的到宣武中医院了。她有妇科炎症，就带她先看了炎症。后来又上楼去治胃。后来到保健科治不孕症，给她抓了汤药，进行调理。我三天两头，就去看她吃了吗，她说吃着呢。到夏天，天热了，我担心她不吃，又去问她。她还真不吃了，原来俩人又打架了。她说，“他还老让我生气，我不喝了，我快一礼拜不喝了�！蔽宜�，这可不能半途而废了。后来我又带她找大夫，给她开方。让她天天坚持服药。吃了差不多一年，2002年她就怀孕了，那时候他们结婚8年了。
2003年9月份，他们生了个男孩，全家特别高兴，给居委会送糖来。
和以前工作不一样？对，该让生的，就得让人生，如果她生不了，就帮助她生。从管人到为民，得从需求出发。
以前可没想到，会帮助人生孩子，那时候只想管着人不让人生。其实这也叫“计划生育”。
在崇尚“多子多�！钡闹泄�，推行以控制人口为主旨的计划生育政策，阻力之大，以至被称为“天下第一难”。
正是这项被严格执行的国策帮助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人口的失控。
而现在，控制人口已非计划生育的全部。这项改变了每个中国家庭的政策，也有了越来越丰富的涵义。
“消灭小三儿”
1973年，26岁的马玉清调到崇文修理公司担任女工委员。新的职务也给予了马玉清一项陌生的工作，计划生育。
“当时的口号是，‘消灭小三儿’�！甭碛袂寤匾渌�。
小三儿，可不是现在说的第三者，而是第三个孩子。在城市，最初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事实上，这不只是马玉清的新工作，也是整个中国面临的一项新的工作。
彼时，已进“文革”的中后期，企业也陆续恢复生产，社会生活开始接近正轨。而在度过了1959到1961年的自然灾难后，中国的人口出现井喷式的补偿增长，从1962年到1970年，净增长了1.6亿人，达到8.3亿。统计数字表明，在1970年，平均一对夫妇要生育5个孩子。
马玉清当时接受培训时，被告知“人口生产过剩，已经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从1970年开始，国家逐步认识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消灭小三儿”只是带有强烈北京话特色的地方口号，国家提出的口号是“晚、稀、少”，即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少生孩子；后来则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马玉清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动员女工不要生第三个孩子。
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提到之后的高度，崇文修理公司下辖多个修理厂，有2000多职工。马玉清经常要下到企业召集女工开会，宣讲计生政策。在当时“恢复生产”为主流的氛围中，马玉清宣传计划生育会占用女工的工作时间，她因此成了一些厂长不欢迎的人。“有一个厂的领导见到我就说，‘你又来了，你脸皮怎么那么厚？’”
在当时，计划生育工作者也没有此后的行政处理权力，马玉清和她的同事们的主要“武器”是说服教育。
可以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让马玉清等第一批计生工作者的压力并不巨大。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可以接受拥有两个孩子，特别是如果一个是男孩的话。但随着人口增长率的居高不下，在启动经济发展的马达轰鸣声中，国家开始考虑推行更为严格的“只生一个”的政策。
只生一个孩子，对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推行这一政策前，1980年，中央专门召开了五次会议讨论是否可行。
谨慎的论证
“规模很大，有两次至少都是百人以上�！痹渭庸庑┳富岬娜丝谘ё姨镅┰匾渌怠�
田雪原毕业自北大经济系，读书时适逢老校长马寅初遭到第二轮批判。马寅初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论，却被批为“仇视劳动人民”，中国的人口问题从此成为禁区。而在批判中，田雪原开始有意识地了解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并深深地赞同。
1978年8月5日，田雪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
1980年3月，作为人口理论的研究者，田雪原受邀参加了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组织的五次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家领导人、各部委领导和一些专家学者。讨论的焦点是，实行只生一个的政策到底可行不可行。
座谈会的讨论非常热烈，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所决定的，将要影响中国的每一个家庭。
一些现在看来很奇怪的问题，也被慎重地看待。
一名领导人提出，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
在北京，确实流传着“老大憨、老二精、出坏主意的是老三儿”的俗语。
田雪原说，他们首先查找了资料，发现美国飞行员中，有40%都是“老大”，这意味着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能力进行复杂的工作。专家们接着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说，民间所说的“老大憨”是建立在大家庭的基础上，而一般大家庭的老大，无论是哥哥还是姐姐，都是起到“半个爹妈”的作用，因此不免会显得忍让和憨厚，而一旦每个家庭只生育一个，这种情形就会消失。
第三个解释，则显得非常的超前。学经济学出身的田雪原当时回应说，计划经济将被商品经济(当时还未提出市场经济的说法——编者注)替代已成定势，金钱将占据重要地位，到时社会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将会发生重大改变，未婚先孕、人工流产、离婚的情形将会大量增加。届时，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很可能并非是所怀的第一胎。
这个看来有些匪夷所思的问题和同样匪夷所思的答案，正反映出决策者们当时的慎之又慎。
座谈会上，还有一些问题则显示出提问者的远见。
有人提出，如果只生一个，会导致若干年后，出现大量的421家庭，即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这会导致老年人比例过大、年轻的夫妇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而专家则回应说，考虑421的2,都是独生子女，本身概率偏小，加之老人的自然死亡率，这种家庭不会太多。
这五次座谈会，持续了近三个月。“只生一个”的决策被确定下来。
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推行肇始
这下，马玉清为难了。她也想生第二个孩子。
1971年，马玉清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1973年，成为专职计划生育工作者后，她几次将生二胎的指标让给了别人。
1978年，计划生育工作者内部已经召开会议，透露了将可能执行一胎的政策。
“我一听，哎哟，我就不能生了。当时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甭碛袂逅�，有一小段时间，掀起了一个抢生的小高潮，一些朋友也劝她赶紧再生一个。
自己生两个，怎么去劝别人只生一个？马玉清最终和丈夫决定，不再生育。
不过，即使以身作则，当她再去宣传计划生育时，还是遭到了冷对。
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重要的是动员育龄妇女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马玉清先去找女党员，当时崇文修理公司有一批1968年高中毕业的女干部。她们和马玉清一样，有了一个孩子，但因为工作的缘故推迟了生第二个孩子。
马玉清还记得，自己总是一遍遍去找她们，劝说她们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书，“你还得带头，谁让你是党员��！”但得到的回复总是没好气的“你就这一套，还有没有别的？”
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的最初一段时间，人们其实最担心的是，只有一个孩子，一旦夭折怎么办？马玉清解释说，按政策可以再生。
关于“老大憨”的疑虑，也确实有人提出。马玉清的回答是，成才还是要靠后天培养，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家里可以把主要的精力和财力都放在对孩子的培养上，肯定比放在更多孩子身上强。
“当时，大家还没想养老的事情。因为都有工作，也会有养老金�！甭碛袂逅�。
1980年《公开信》发布后，计划生育工作也开始成为各级政府、各单位所关心的大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推行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一个家庭可以生育一到两个孩子，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生育3个孩子,有些地区则不限制生育。
在第一代独生子女成年后，人们才发现一个政策早已被准备好——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可以生两个孩子。
严格地执行
从1980年到1990年，计划生育工作如火如荼。
工厂、机关的围墙上，到处刷写着“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巨大标语。马玉清还记得，1980年后，开始对违反计划生育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者还会被开除党籍、公职。
在那个时代，城里人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国家给予，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国营”企业的职工。双开，意味着一个人几乎没有生路可言。
1982年，马玉清的工作出现了一个转折，她被调到崇文修理公司新组建的职工学校担任副校长。那时候，正是计划生育推行得最严格的时期。
当时的政策是“一环二扎”，即生头胎的要上环，生二胎的要结扎。一些偷偷怀孕的妇女，被送到医院去引产。而按照当时卫生部的规定，医院事实上是不能为大月份的孕妇引产的。
曾担任过北京市宣武区计生主任的郭新华，曾亲身参与过一次阻止生育的行动。有人要生第六胎，计生部门多次找上门来，对方不听劝阻，在法院的支持下，那个孕妇最终被引产。
那对夫妇，男方曾经结过婚，有了五个孩子，女方则是新婚，第一次怀孕。
“现在想来，一这是不对的，二这是无奈的�！笔赂舳嗄辏丫晌苹ぷ饔胖史褡业墓禄�。
而在广大的农村，一些地方政府执行了过于严厉的措施，一些农村夫妻为了生男孩，背井离乡，到处奔波。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超生游击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个能让人笑出泪花的小品背后，是部分农村地区异常严厉的对待违反计划生育者的处罚。
1995年7月10日，国家计生委专门发布“计划生育七不准”，其中包括，不准大月份引产；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庄稼、房屋；不准组织未婚女青年进行孕检等。
从1980年后的10多年来，中国人口的高增长势头终于被遏制，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千分之十。
转变
1989年，马玉清重新回到崇文修理公司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此时，计划生育工作已经从工会口，转到经理办。这一工作也被定为“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一票否决制”的高度。
不过，在这个大都市的中心地带，马玉清也发现了一丝新的苗头——更多人开始接受只生一个的理念。
生两个，谁有精力去养啊？
彼时的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城市生活的节奏也越来越快，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在城市越来越淡薄。关注当下，成为城市人的重点。
1993年，时任宣武区计生委主任的郭新华组织人员进行了一次人口分析，最终的数据显示，在宣武一对夫妇平均生育0.68个孩子。此时，宣武区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状态。
再单一地只抓控制人口，是否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这成为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一个难题。
1994年，中国参加了开罗举办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这个大会重要理念“以人为本”和“生育的权利”，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响应。
“以前戴上环就不让摘，更年期后也不行，很多人肚子疼都不知道为什么�！惫禄�。在宣武区，计划生育工作者开始组织给更年期后的妇女摘除避孕环。
1990年，国家计生委更是要求计划生育工作者们，实现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转变。
从单纯的管理，那些曾经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开始了服务。
1998年，马玉清退休了，成为当地居委会的计生主任。
她很快做了件让她名声大震的事——她帮助一名不孕的妇女找到了医生，成功怀孕。现在，这类事情被称为优质服务，成为衡量计生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标杆。
控制人口，已经不是计划生育机构惟一的工作。在北京，政府开始给计划生育贫困家庭贴息贷款，3万余户贫困家庭得到了7.1亿元的贷款�；航馊丝诶狭浠芎桶滩≡し酪捕寄扇肓思粕棵诺氖右啊�
2001年，计划生育终于有了全国性的法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使国策上升到法律层面。一年后出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范了违反计划生育的“罚款”。
最突出的变化，是中国开始明确强调禁止强迫孕妇引产。
2005年8月2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处罚行为，也不允许强制做人工流产、节育手术和堕胎等。
10年后的“421”
2008年，一部名为《中国家庭421》的电视剧开始播映。
421？
是的，时间回到20多年前，这是1980年，中国的计划生育决策者们所担心出现的家庭构成——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孩子。人们担心年轻的夫妇将会面临沉重的负担，国家会走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确实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人口总量的10%以上。
当年认为421家庭不会广泛出现的人口专家田雪原坚持，目前，421家庭的比重并不大。
然而，还有比这更让人焦心的。
郭新华的女儿和女婿都是独生子女，按照法律，他们可以生两个孩子�？稍诖蠊竟ぷ鞯难沽Γ沟门匦胍辉偻瞥偕�。
“我希望他们生两个孩子�！惫禄�。
事实上，421家庭现在还不让人烦恼。夫妻俩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目前正年轻，他们的父母也不超过60岁，可以照顾孩子。而10年之后，一系列的问题都会被放大——孩子该上学、老人会多病、中间的两口子也人近中年。
计划生育面临着更为微妙和复杂的局面。
时间回到1950年,那时候，马寅初先生开始提出自己的人口理论，他称之为“控制生育”。
是什么使得当时的政府将国策命名为“计划生育”而非“控制生育”？
人口专家田雪原说，1950年，毛泽东曾经在一次会上讲过，我们国家的经济是有计划的，人口生产也要有计划，生产桌椅板凳要计划，生孩子也要有计划。
从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至今，计划生育的涵义已经越来越丰富。
它还将继续计划着每个中国人的家庭，计划着中国社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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