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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港府的构想，必须防患未然，早为之计地处理跨代贫穷问题，否则一代接着一代地穷下去，将构成社会的长期包袱。所以，扶贫计划将令到零岁至二十四岁的贫困人士均有所照顾，其中零岁至五岁的贫童更是照顾的重点，务必令他们不会因为父母贫穷而无法得到正常的教育和照顾，以致日后失去竞争力。

　　我们认为，这个思路是对头的。不过，远水不能救近火，要做好防范跨代贫穷的工作，眼前的贫穷问题更加迫切需要解决。今天的失业率仍然高企于百分之六点七，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而且每日还有大约一百五十名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其中不少是生产力较弱而需要照顾的。所以，扶贫工作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事实上亦不应由政府包办扶贫工作。

　　政府已表明，扶贫并不等如派钱，政府不能为扶贫的工作包底。按目前的情况而言，除了政府要悉力以赴之外，还必须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

　　一是以工商界为首的社会力量。工商界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利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外人不宜对他们的成就患上“红眼症”，香港社会亦不应有仇富心态。但是，工商界取于社会，有些更得到惊人的超额回报，他们理所当然应该多点回馈社会。

　　政府可以协调工商界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例如鼓励工商界成立不同的社会基金，并透过这些基金资助社会福利。工商界作出捐献有助改善社会形象，同时也得到宣传效益，穷人得到帮助，社会减少分化，绝对是多赢结局。

　　政府还可以鼓励他们以物资捐助。例如计算机商捐出计算机设备，其生产成本并不高，但在市场上的作价却可以升值多倍，以此作价为捐助额度，计算机商可谓本小利(宣传效果)大。

　　另一个必须调动的积极性，就是贫困人士的自救本能。香港经过了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繁荣稳定，在某程度上已出现了耽于逸乐和依赖的风气。新一代不单进取动力减弱，承受挫折能力也不断下降，遇到挫折时未能应付，甚至不敢面对，变得自暴自弃，情绪低落，怨天尤人，毫无信心。这种气氛不断蔓延，引致整个社会士气不足。所以，必须设法重燃市民的希望，强化积极的精神支柱。

　　记得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香港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及今天，但当时人们的精神面貌反而不错，穷而有节，困而有劲，各有奔头。究其原因，皆因当时的社会有较多的上升机会，人们相信只要肯捱肯干，总有出头之日，大家愿意一起创造经济转型的条件。但今天社会发展至今，已到一个颇高的台阶，上升机会减少，要作另一次经济转型并不容易，必须加倍努力探索。

　　且看隔邻的澳门，回归前的困难情况比香港更甚，葡国政府几乎一分钱也没有留下，而失业率更达百分之七。如今，澳门去年的经济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失业率已下降至百分之四左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人如能重拾信心，肯定可以闯过难关。（摘自香港成报1月14日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