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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之策频繁干预股市，价值导向常常相左，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成为不折不扣的“猴市”
老人累死“猴市”
2005年6月8日，沈阳，年过七旬的古清生(化名)像平日一样来到了辽信证券交易所，与相熟的股友们打了招呼后，开始仔细看盘。
这天跟平日不同，交易大厅的看板上一片红肥绿瘦，股市一扫昨日阴霾，行情全线飙升�？吹秸庑�，古却止不住地叹气，嘴里不停的念叨着“没事，没事”，数分钟后，他倏然倒地，突发心肌梗塞而死，就此永别恋战多年的股市。
就在前一天，古权衡再三，还是把这些年来买的股票悉数卖掉。这个决定是在8年来股市首次跌破千点大关后做出的。他的股友对本刊回忆说，赔了近十万元后，古对股市彻底绝望了。
事实上，6月6日上午11点06分，沪市股指跌至988.32点。那一刻，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全国各地的交易所里。在当时的一份网络调查里，大部分人们相信“出逃等于生还”，有人用“中国股市8年抗战，一觉回到解放前”来形容此时此景。
但随后的事情几乎令所有人大跌眼镜。6月8日，突如其来的暴涨甚至让中央电视台直播节目《中国证券》早间版的主持人闻股“色变”。
这位主持人显然没有精神准备面对突然跳空高开的局面，更来不及细数究竟有多少支股票以涨停价位开出，面对开盘之后急速的涨跌幅变化，她的脸上露出错愕之色。
当时，在北京阜成门附近的一个交易所，甚至有股民怀疑显示屏出错，因为按照此前大盘走势，股指应该截然相反。主流的看法认为，这显然是一轮“有组织”的救市，各路资金秘密“勤王”，以非常之手段演出非常之行情。
同是一天，疯涨了8%的“人工牛市”送走了古老爷子的最后一声叹息，也让人想到了中国股市近15年来历历在目的几次“牛市”。令人记忆犹新的就有2002年6·24行情，再之前的1999年5·19行情，以及1994年三大政策救市行情等等，不一而足。在以往的那些政策市里，股指骤然暴涨之后，股市高市盈率而少投资价值的问题每每凸现，于是，怎样涨上去的最终又会怎样跌下来，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曾被类似行情套牢过。
回溯近15年的股市，可谓一部“亡羊史”�！暗星槠鸱�，难觅制度建设”，著名经济学家、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经济法室副主任王连洲对本刊说。
其间，“权宜”政策频繁干预股市，其价值导向也常常相左，研究人员纷纷抱怨根本无法看清这些所谓的“政策市”，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股市成为不折不扣的“猴市”——无所谓“熊市”、“牛市”，就像只上蹿下跳的猴子。
本刊接触到的最初设计参与者、市场立法者、机构投资者以及股民、学者等，几乎都得出一致的结论：“十多年来，除了围绕股指的纷纷扰扰，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真正称得上的股市制度构建凤毛麟角�！�
从最初试验——片面抑制——功利地利用——无奈的制度重建，中国股市已经跌宕起伏地走过了近15年，而一次次改革的机会也在一次次的“权宜之计”中蹉跎。
恋曲1990：纯洁构想的曲折实现
最初石破天惊地在中国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并非是后来出名的几位“海归”，而是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
1984年，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
没有人能想到，这本蓝色封面、印刷粗糙的小册子在1984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引起的思想风暴的规模。此前25年中，国内对于金融市场建立一直鲜有理论探讨。论文的发起人、原中信嘉华银行总裁蔡重直对本刊回忆，当年关于证券市场的构想，要在马、列全集中寻找理论依据，文章最后提出要开放全国证券市场。
这个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反社会主义”文本的东西，起到了破除观念樊篱的作用。而1984年也正好是改革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份。
与此同时，在市场改革中，一系列的变化已悄然发生。在1985年、1986年，一些股份公司开始成立，如北京的天桥公司、深圳发展银行等，这些公司开始发行股票，尽管当时没有证券市场，但这些股票已经具有价格并开始在市场中交换。
1988年，王波明、高西庆两位留美学生回国并开始着手一件大事。财经评论人、目前任一家保险公司发展改革部副总经理的王安对本刊回忆说，当年，王波明和高西庆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回北京后干5年，如果不成，高去东边修自行车，王到西边卖包子。当年的《纽约中报》报道说，高和王踌躇满志谈股市，从华尔街返归国门雄心高万丈，又说高、王起草报告游说建立股票交易所，辩称投机不是贬义词，买空卖空亦属需要。很快，官方有了回应。
1988年7月9日，人民银行开了证券市场座谈会，会中囊括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等人员。此外，还有资本味道十足的国企中创、中农信等公司。
会上决定，由人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等主持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后简称《设想》)，王和高也是其中的“年轻人”，二人就此开始有了“组织”。
蔡重直回忆说，当时，在企业里拿钱最多的是张晓彬；政府里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是宫著铭，他当时既是国家体改委委员，又是国家计委委员，还兼任人民银行体改办主任。而全职操办的就是王波明。
《设想》很快起草完毕。1988年11月9日，中央高层首次听取《设想》报告。当天上午9时，在中南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
会到尾声，张劲夫总结道：“我多年思索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作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
会后，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岐山和宫著铭等集合9家官办公司成立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他们准备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但随后一场政治风波却令这个设想越走越远。
此后，证券交易所的星星之火在南中国开花结果。1990年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这个消息又刺激了深圳人，12月1日，深交所开业，但“开业”前面加了个“试”字。
股市最初的建立就是如此，“历史在为未来奋斗的时候总是高尚和纯洁的，当年设计者所构想的证券市场只有一个榜样——欧美，欧美股市是完全市场化的结果，是最精明的商人之间的活动，而中国的历史现实却决定了中国的股市一开始就带着太多的政府色彩�！币晃蛔畛跎杓普叨员究缆鬯�。这为后来的政策市以及国企圈钱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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