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7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新闻周刊》载文指出，税制改革“迫在眉睫”，但税制改革只是整体改革中的一个方面，财税改革需要在体制、政府预算、财政管理、税制等各个层面展开，最重要的是财政体制改革。
税制改革：重头戏尚未登场
2006年伊始，“全面取消农业税、个税起征点提至1600元”两项举措，成为新一轮税制改革自2003年拉开序幕以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改革，这同时也在提醒人们，最受关注的“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等，目前仍踯躅难行。
“现在仍是改革的大好时机”，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安体富指出，“2005年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已无悬念，中央财政充裕，为本轮税改提供了大好时机”。然良机虽在，本轮税改的重头戏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等具体方案却迟迟不见出台。
文章提到，缘何欲改还休？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税制改革进程？对于上述疑问，安体富有些无奈，“认识上应该没有问题，哪怕反对者，也认为改革是大趋势，人们最担心的，还是财政承受能力，而从现在情况看，应该问题不大�！�
以增值税转型为例，安体富指出，2004年经济形势出现局部过热，原本准备年初推行的增值税转型东北试点，一直拖到了10月，同时为进一步减少财政压力，实行双增量抵扣。即只对东北三省8个行业，当年新增的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进行增值税抵扣，并且要用当年新增增值税税额抵扣。从2004年7月1日到2005年6月30日，实行一年的情况来看，整体应抵扣40亿元，实际抵扣了27.5亿，另外12.5亿元没有得到抵扣，缘于有些企业当年没有新增的增值税税额。与原来估计会减收150亿元相比悬殊。而东北三省8个行业的GDP、工业增加值、机器设备大体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所以，如果全国推行，减收400多亿元，对财政的影响非常有限。
如果增值税转型更多的是对财政减收的担心，那么，两税合一不能顺利出台的原因又是什么？安体富指出，主要是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包括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商务部门担心两税合一影响外资进入，而地方利益主要表现在对沿�？诺卮耐馍掏蹲势笠档乃笆沼呕萆�，这实际上是一笔巨额的级差地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看来，两税合一迟迟不能出台，也耽误了增值税的转型，他认为，从推进改革的角度讲，最好的办法是把增值税的改革、企业所得税的改革捆绑在一起，打包出台。但现在由于企业所得税改革不能按时出台，增值税的改革何时推广也成了悬念。
两税合一：可另辟蹊径
“两税合一应尽快推行，不能就此停滞不前”，安体富指出。经济发展对税收制度的变革提出了紧迫要求。财政部税政司史耀斌司长认为，目前整个经济发展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经济的全球化使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游离于世界之外，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很多新问题的解决需要税收制度的接轨与配合；二是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渐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为了优化经济结构，从2005年开始切实进行了一些安排。这两点都要求税收制度必须改革。
安体富认为可以另辟蹊径，做两手准备：一是，考虑到不同意见，两税合一后，可以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暂时不动，但有一点需要调整，即对外资企业所得税起征时间要与中国企业统一(此前外资企业是从获利才开始交纳，而中国企业的所得税是从经营即开始征收)；二是，如果两税合一暂时难于进行，建议先调整内资企业所得税制，而且由于“内资企业所得税”是国务院的条例，修改不需要经过人大，推进较为迅速。调整的内容应主要包括：将现行33%的税率降到25%左右；取消计税工资，改按实际发放工资在税前扣除；此外，企业的广告费、业务宣传费、用于公益和救济性的捐赠等都应比照对外资企业的办法在税前列支。
体制改革：寻找集权分权结合点
文章指出，财税改革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胶着，在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王雍君看来，实质是中国财政体制还没有找到集权与分权最好的结合点。也正因此，他认为，中国当前财税改革最为重要的是体制改革。而且核心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王雍君强调，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的集权或者是简单的分权，当前，各级政府应该为分权创造条件。在他看来，分权体制的核心，是财政的决策权更多地下到地方，包括支出决策权、预算决策权以及部分的税收决策权。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分权体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实践也证明，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信息的把握，地方政府更有优势。尤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技术进步、民主进程的推进，都加强了分权体制的优势。
“中国要推进分权体制，还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王雍君指出，一是政府要有足够的能力，包括决策水平和管理能力；二是责任建设，体现在对公共资源的取得、使用以及使用结果承担明确的责任。并且，地方政府应该对当地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政府负责，否则就没有花好人民的钱的动力。 (记者 唐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