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条“艾滋牙签”手机短信在南昌流传，短信称有艾滋病患者在各饭馆内使用牙签，剔牙至出血后再放回去，蓄意传播艾滋病。当地媒体接到“报料”后及时采访，有关专家表示，艾滋病病毒在外界干燥情况下存活率很低，牙签不具备艾滋病传播能力，市民无须恐慌(7月25日《都市消费报》)。

　　牙签也能传播艾滋病，这无疑是条“恐怖”短信。在“艾滋牙签”事件中，南昌当地媒体反应迅速，及时通过专家之口来辟谣，安稳人心，此举值得称道。然而，人们应该要问：政府有关部门人员可能也有收到过类似的“恐怖”短信，为什么没有“主动”站出来辟谣？假如媒体也视若无睹、装聋作哑，“艾滋牙签”短信会不会越传越离奇？是不是直至酿成大祸时，政府有关部门才打破“沉默”，来个姗姗来迟的辟谣？

　　这样的设想并非毫无根据。从年初的北京病猪肉短信风波到前不久的致癌香蕉、SARS香蕉短信风波，哪一次不是短信风波早已闯下大祸，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有关政府部门才如梦方醒，急匆匆披挂上阵？

　　短信是信息时代的一种社会舆情。而政府在一次次短信事件中的“迟钝”表现，表明政府对这种社会舆情的忽视甚至漠视。

　　在诸多事件中，短信最初只是一种在亲朋好友之间“友情提醒式”的传言。传播者大都是出于“好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断定自己收到的是“谣言”，无疑，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再以讹传讹。在传言刚刚出现时，政府如果不是作壁上观，而是将其视为重要的社会舆情，畅通、透明公共信息，及时科学引导舆情，端正视听，“传言”能嬗变为“谣言”吗？(王小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