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相继发生在昆明的挟持人质案和自助银行内取钱被刺案，都面临同样一个难题，行凶者无法或暂时无力支付治疗等相关费用
核心速读
昆明家乐福挟持人质事件中的伤者家属，正在为不菲的治疗以及陪护费等开支担忧；此前，家乐福已为伤者垫付了15万元的医药费。然而，这笔看似巨额的垫付款够不够用呢？谁心里都没有底。无独有偶，人质劫持案第四天晚上，昆明市望城坡发生一起外来打工者在某自助银行取款被刺劫案，目前，伤者的治疗费用也由当事银行先行垫付。
令人思考的是，在商场或自助银行这类商业场所被刺遭抢，产生的治疗费用应由谁来承担？还有：如果不是家乐福这样的全球知名大企业或银行这类实力企业，而是案发在某个小商店或小餐馆，伤者很可能将面临无钱治病疗伤的困境�；蛘�，实力不济的小企业直到被拖垮，仍对伤者救治于事无补。
两起相似案件带来的是，人们熟知的通过对施害者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即要求罪犯承担受害人损失的做法，看来不仅效率有限，实际操作更是难度颇大。
这时，受害人求救的双手应该伸向哪里？或者说，什么力量能够扮演救助者的角色？
受害人家属面临困境
谢佩伶是家乐福人质挟持案中受伤最严重的：肾脏被刺穿，破裂成两半。她的伤情也牵动了全家人的心，母亲、患癌症的父亲、两个忙于工作的舅舅连夜从湖南赶来昆明。如今，谢母关心的是女儿能否康复，“我没有精力多想其他事情”。
谢佩伶的大舅舅说：“来昆明6天了，就是无人问津，没人关心我们的吃住和困难�！薄�(家乐福)说两人每天补助100元，物价这么高！家属要为住宿分心，怎么能做到全心全意照顾病人？”为此，大舅舅也打电话去市长热线咨询，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应急制度帮助受害人解决实际困难？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说实在的，家乐福确实及时垫付了医药费，没有延误救治，我们很感激�？啥晕颐钦庑┘沂�，也不能不管，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贝缶司怂�。
谁来承担受害人治疗费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家乐福人质挟持案件第四天，12月2日晚10时许，从昭通来昆打工的青年吴建三在望城坡某自助银行取款时，遭歹徒持刀抢劫，双腿被捅伤后，被迫说出银行卡密码，最后，身上现金及卡上存款全部被抢。
前者是犯罪嫌疑人陆志文被当场击毙，后者是行刺歹徒逃之夭夭，案件仍在侦破。但伤者的治疗，却不会因为案件未破而停顿。目前，伤者的治疗费用由涉事银行先期垫付。
记者采访中，有关谁来承担受害人治疗费用乃至损失成为议论焦点。有读者认为，像这类突发刑事案件，可能出现在任何地点和时间；而给受害人带来损失的，并非企业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缺陷，整个事件已经超出了消费纠纷的范围。人质挟持事件中，能否说超市日常的安全措施存在问题？另一起案件中，很难要求本就以无人看守为服务特点的自助银行内，再另设安保人员？这些读者认为，将刑事案件受害人的治疗费用全部落到案发地企业身上，有失公平，不能说谁碰到谁倒霉。另外，所幸案发的是全球连锁大企业和银行，如果换成某个小企业，承担不了，怎么办？
的确，能够垫付前期治疗费用，人质挟持事件中的家属也对家乐福表示理解；自助银行劫案中，银行方面则表示，先治疗，其他事情以后再说。记者得到的一种说法是，家乐福目前是以人道主义精神提供经济帮助，体现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接受“赔偿”这样的说法。
当然，也有读者认为，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如果无力承担救治费用，成了真正的弱势群体，涉事企业有责任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
惯常司法程序存在局限
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法律人士认为，人质挟持案中，嫌疑人陆志文显然要承担刑事和民事的主要责任。按照惯常的司法程序，受害人可向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其赔偿损失，承担医疗费用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费用。但现实中，这一做法存在效率偏低，或者犯罪人无力承担的情况。且不说当场被击毙的陆志文有无民事赔偿能力，其家庭远在上海就带来诸多问题。
这位人士也指出，案发时，如果因为企业存在安全隐患，未能尽到对消费者的安全�；ぴ鹑�，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能否设立司法救助机制
记者采访中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次突发案件发生在一个没有赔偿能力的小超市、小餐馆之类的消费场所，嫌疑人和涉案企业都无赔偿能力的情况下，怎么办？难道任由受害人陷于二次伤痛的困境？此外，如果是实力不济的小企业来承担，那很可能导致企业被拖垮仍不能保障受害人的救治。事实上，这样的情形更为普遍。这时，怎么办？
还有一种延伸的观点认为，如果案发不是在消费场所，而是在街道这类公共场所，当受害人无力承�？赡芨甙旱闹瘟品延檬�，怎么办？
记者采访的这位法律人士认为，在事发所在地无法承担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应该由社会这一块来考虑，比如市民要有投保意识，事发后能由保险公司来赔偿。不过，他也认为，保险理赔只是一部分，在双方都无法承担的情况下，政府应有责任设某种机构或基金等机制来实施救助。比如，见义勇为基金能对制止违法犯罪的受害人支付一定的补偿金，将伤害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同样的道理，可以成立类似“司法救助基金”，先行负责无力承担治疗费用的受害人的救助，再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施害人追讨。他认为，这样的救助基金可以由政府拨款，也可向社会募捐构成。
记者多年来采访中碰到过的实例则是，在受害人和施害人无力承担的情况下，或由办案警方支付一定的小额治疗费用，或由救治医院埋单，这种情形，已经形成事实上的社会救助。
政府是否能设立司法救助长效机制，帮助刑事案件中无力承担的受害人？两起相继发生的相似案件面临的境况，值得思考。(张明 谭江华) （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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