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为撞死无名氏维权引发"公权""私权"法律之争
法律规定，交通肇事造成他人死亡，近亲属或继承人可参与赔偿调解。当无法找到死者亲属时，交警是否能代为调解并获得赔偿？有人提出，行政机关不该动用公权去为公民主张私权，如何避免代理维权演变成“趋利维权”，这一切均要通过立法予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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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赔款，保险公司可以赔偿给被保险人，也可以直接赔偿给第三者，但保险公司无权将赔偿款支付给其他人。
前年，轰动一时的“南京市高淳县民政局为交通事故死亡的无名流浪汉维权”一案，法院认定作为行政机关的民政局与“无名氏”之间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无权替其索赔。
日前，南京法院对一起“交警部门为撞死的无名氏维权”案件作出了另一种判决。
此判决在全国尚无先例，引起法学界争议。
交警代死者调解保险公司拒赔
山东农民杨化志，应聘在江苏大华旅游公司任旅游大巴驾驶员。
2007年3月11日，他驾车行驶到山东临沂路段时，一男子突然横穿马路……两天后，被撞男子死亡。临沂市交警认定，杨化志与被撞男子在事故中负有同等责任。
由于死者身上没有身份证明，警方调查并在媒体刊登寻人启事，仍然无法确认死者身份，无法与死者家属联系。
车祸发生后，杨化志所驾车辆被交警扣押。
2008年1月17日，杨化志再次找到临沂交警部门，要求取回车辆。交警认为，事故及赔偿处理完毕方可将车辆发还。依据交警制作的《调解书》，杨化志承担本事故70%赔偿责任，共计85775.2元。
为了尽快取回车辆，杨化志凑足了钱交付给临沂交警，临沂市公安局交通支队为他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经济赔偿凭证”。
2006年3月31日，杨化志的车辆在永安财产保险公司江苏分公司(下称永安保险公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为20万元，保险期限自2006年4月1日至2007年3月31日止。由于在保险期限内，杨化志持临沂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要求永安保险公司理赔他已经垫付的赔偿款。
永安保险公司理赔丧葬费等1万元后，决定对其他费用不予理赔。永安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第三者责任险保险赔款，保险公司可以赔偿给被保险人，也可以直接赔偿给第三者。除上述两主体外，保险公司无权将赔偿款支付给其他人。本案是第三者死亡的交通事故，故赔偿金的权利主张人、领受人为死者的近亲属，未经死者近亲属同意不得将赔款支付他人。
诉讼中原被告理由
2008年6月，杨化志以江苏大华旅游公司名义将永安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2008年8月15日、2009年2月4日，南京一审法院先后两次开庭审理此案。
被告永安保险公司认为：目前，我国没有一部法律规定保险公司应将赔偿款交付交警部门，交警部门在未得到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主张该笔赔偿款没有法律依据。同时，保险公司向其支付赔偿款也是违法行为。
杨化志认为：2005年，公安部制定的《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第74条规定：对未知名死者的人身损害赔偿，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其所得赔偿费交付有关部门保存，其损害赔偿权利人确认后，通知有关部门交付损害赔偿权利人。
被告表示：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交警部门有权认定事故责任，有权组织事故方之间进行调解。但是，组织调解不是强制调解，也不是代为调解。事故中，死者已经丧失了民事权利能力，而其近亲属无法找到，实际上没有人具备与杨化志进行调解的权利。但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看，实际是山东交警部门代替死者的近亲属行使权利，以一方当事人的身份参与到调解中，这明显超越了职权，也打破了作为组织调解方客观中立的立场。如果交警部门否认自己在调解书上签字盖章的行为是代为调解，那么调解书显然只是杨化志的单方行为，而不是他与死者近亲属之间的双方行为。单方调解行为，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
交警部门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尽快了结事故，但这样处理对肇事方、保险公司以及交警部门都存在法律风险。一旦死者近亲属出现，不同意这份调解协议，他们仍有权利向肇事方和保险公司行使求偿权利。
调解协议缺乏构成要件，大华公司和永安保险公司都不能以此作为对抗的理由，依然要向死者的近亲属给予赔偿。那么，在赔偿后，两家公司是否有权利向交警部门追偿？
反之，死者近亲属不出现，或没有近亲属，那么这笔赔偿金交警部门将如何处理？是否无限期代管下去？
高淳民政局代“无名氏”索赔案被两审法院驳回后，此案入选最高法院公报。被告认为：两起案件存在相似性，不管是民政局还是交警部门，目前都没有法律明确授予他们代替死者近亲属行使索赔的权利。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授予的职权范围内行政，越权行政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找不到法律依据。
原告表示：自己既然已经投保，保险公司就应该在理赔金额范围内赔偿，如果“撞死无名氏白撞”，那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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