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建嵘：维权民众为何常演“跳桥秀”？
民众的维权行为缺少快捷有效的途径、缺少政府官员、法官的尊重和重视，所以造成“跳桥秀”的屡屡发生。与其说“跳桥秀”者绑架的是公共利益，倒不如说是“绑架”了地方政府部门的既定思路和惯性行为。
广州海珠桥连续发生跳桥风波，引起舆论的热议，广州市信访局局长黄周海日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4月1日以来的12个跳桥当事者中,没有一位通过信访表达过自己的诉求(5月26日《南方日报》)。
威胁跳桥者有明确的解决问题的诉求，且尚未听说谁真的丢了性命，因此，这种行为不被看成走投无路下的自杀，而是一种“秀”。它被解读成在穷尽所有救济渠道前错误采取的激进维权方式，是为“私利”而绑架“公共利益”的非理性行为。在“跳桥秀”频频上演之后，饱受交通封锁之苦的当地民众已感到疲倦，对“演员”们同情者虽仍有之，厌烦者也不少，于是有了老伯推人坠桥的悲剧。
维护个人权益却影响了公共交通，“跳桥秀”这种方式太过极端，它透支了公众的恻隐之心，引发执法部门的震怒，维权者的目的也往往欲速而不达。这种方式不应该得到鼓励。
但比单纯的批评更重要的是，如何来防止“跳桥秀”频繁发生。跳桥者是吃饱了饭没事做，不顾危险爬上桥去戏弄公众吗？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他们弱者的本质首先应当得到承认。海珠桥4月以来的“跳桥秀”，起因包括车祸肇事犯逃逸索赔无门、医疗纠纷、拆迁赔偿不合理、果林遭砍伐等，都是严重影响生活的民生问题。而上演“跳桥秀”，只不过是在维权无门的情况下，争取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
本来，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并不缺少权益受损的救济途径。比如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要求公安、民政等行政部门改变行政不作为的做法，比如符合条件的纠纷和争议，可以向法院起诉寻求法律的�；�。更可以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有关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在实际运行中，制度落实却常常不尽如人意。
司法途径程序复杂、时间长，对主张的事实需要提供证据，执行存在难度。信访局局长说这些人都未来信访，可是,信访制度虽给了群众“喊冤”的权利，但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解决承诺。在操作层面上，它的程序不确定，过程和结果缺少可预期性，带有碰运气的色彩，因此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可靠的矛盾解决方式。而一些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在民众“求告”时，是否都能做到急民众之急及时公平地处理纠纷，从现实经验上看值得怀疑。所以，一旦民众的维权行为缺少快捷有效的途径、缺少政府官员、法官的尊重和重视，就会造成“跳桥秀”的屡屡发生。
而“跳桥秀”真的可以帮助维权者解决问题吗？应该说曾经的成功者给了后来者希望。海珠桥之所以成为“跳桥秀”圣地，原因之一据说始作俑者获得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解决了问题。因此，维权者自然想到用些“非常手段”，为了社会的稳定，有关部门常常特事特办，其工作热情和责任心也会跟着突然高涨，乃至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样的问题都能解决。因此，与其说“跳桥秀”者绑架的是公共利益，倒不如说是“绑架”了地方政府部门的既定思路和惯性行为。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处理这类问题上的习惯，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跳桥秀”的上演。
□于建嵘(社科院农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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