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助教 学习与人相处

　　新京报：你在大学里学的是翻译，有没有考虑过走翻译这条路呢？

　　林夕：从来没有过。我从中学开始已经视填词为最佳选择了。当时碰上一些文学作品，觉得“不能自拔”，就被它们“拉下了水”，觉得写歌词很过瘾。我深信以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爱好，如果不是选择修读翻译，后来是不会主动读外国文学的。

　　新京报：毕业后，你当过香港大学中文系助教，那段日子对你日后有什么影响吗？

　　林夕：助教时代，我第一次住宿舍。宿舍里人与人之间比较赤裸的相处，跟我成长的传统家庭气氛很不同。以前从未试过，睡着睡着，忽然有人敲门进来，无端说要“聊天”，挺难忘的。以后有机会跟伴侣同居，跟这种朋友兄弟之间的“同居”也不太一样。那时候舍监屡次警告我：作为助教，要跟学生保持距离，才有“权威”。我当然不信这一套，我相信自己开放一些，就能跟人有更好的沟通，那时，我提早学习了如何与下属成为朋友。学生随时穿着睡衣裤就来上我的课，我觉得没什么不妥。

　　工作时光 修正罗大佑“胡思乱想”

　　新京报：你先后在平面媒体、电视、广播等不同媒体工作过，在适应环境方面有没有困难呢？

　　林夕：这方面我完全没有困难，我适应能力很高的。广东歌先曲后词，往往要配合旋律的手法写出自己内心想表达的词，这也是适应能力的训练。在不同行业，报馆、电视台，虽然是弱势电视台，仗更难打，训练更严厉。后来到唱片公司，也是不容易的一盘生意，我要管人，管数(账务)，大方向由老板罗大佑“胡思乱想”，我做一些修正，怎样让公司成规模。结果是幸运地赚钱收场。以前偏食文学，后来需要了解商业电台的训练，从广告制作到公司的顾问，不止是一个层面。我的角色挺危险，要跟管实际人事安排的主管直线沟通，很容易惹来矛头。但我有同事说过：我几乎是唯一没有树敌的人。幸运的是我早就学会了与下属真诚交心。其实我最记得的对白都来自喜剧，好似还是周星驰，其中有个配角经常说“我要以德服人”。开会是为了找一个答案，当听见很糟糕的提议，我不会直接打击，而会婉转说“这个不是不可行，不过……”，不去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这样做，是不是太有心计？我觉得也不是，我永远就像水一样，尽量帮助大家水乳交融，不管岗位高低，这是很能令你工作并快乐的。

　　生活状态 “鬼片迷”与“周星驰迷”

　　新京报：我知道你不喜欢“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话，那你会不会想哭就哭？一个人哭？

　　林夕：也会看场合。一个人哭……有时候跟朋友谈起一些已经过去了的人，因为怀念，会哭。但我记忆所及，最近哭的原因，是因为四川地震。有时候情景，回忆起来，歌曲那么感性的工具，会成为我怀念的背景。一个人哭，真的很惨。通常如果有催化剂，比如听惨歌，一个人会哭。但其实不用担心，听惨歌，听得越多，痛苦的快感其实是会递减的。人不是那么容易一个人哭的，眼泪除了是感情的消耗品，有时也是情绪的炫耀品，有人在场，潜意识会哭得痛快些，连哭都没有观众，那就是“将孤独变成了百年的孤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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