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阎维文，人们耳畔就会回响起他那高亢、嘹亮的歌声，由他首唱的《小白杨》、《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想家的时候》、《祖国万岁》等歌曲早已在大江南北广为传唱。13岁进入省歌舞团、15岁参军入伍，阎维文那纯正透亮的音色、宽广如海的音域、流畅如泉的声音、淳朴真挚的情感，征服了许许多多观众。然而，最初9年艺术生涯在舞蹈中度过，之后又做过5年合唱队员的他，究竟怎样一路攀登上当今中国民歌界男高音“一哥”宝座的？

　　飙高音也是“走钢丝”

　　广州日报：您被称为“中国民歌界第一男高音”，如果让您总结自己的“杀手锏”，那会是什么呢？

　　阎维文：首先，说实话，是爹妈给了一副好嗓子，如果没有这个先天条件，后天再努力、付出再多恐怕也达不到目标。其次，当然是后天训练和个人追求。做歌唱演员很苦，因为你是靠嗓子工作，而一个人的嗓音不可能天天都在最佳状态。加上我们是专业的，几乎天天都有演唱任务，要保持状态必须付出很多。除了生活要规律，不抽烟、几乎不喝酒、不喝冰水等，还要保护和训练嗓子。这其中，扎实的基本功最重要，当身体不舒服时，就必须靠方法来支撑。我这几十年来，从没停止过基本功的训练，每天只要有一点时间都会抓紧。不一定是每天起大早吊嗓子，忙起来时是随时随地地练声。我有一个习惯，就是不论大小演出，上台前一定要进行“热身”，以保证声音的状态。这么多年下来，我感觉这是一个好方法，就像运动员没活动开没法上场比赛一样，不“开声”就上台唱歌，对嗓子的破坏也很大。

　　广州日报：男高音听说是几个声部中最有危险的，您的“热身”包括哪些内容？

　　阎维文：男高音的确有危险性，因为女高音到高音区是用混声，而男高音，不论降B，还是HIGH C，都是用真声，所以被很多人称男高音是“走钢丝的行业”。即便帕瓦罗蒂和多明戈，他们在唱到一些极限音时也会紧张。正因为危险、难度大，所以更要注重平时的保护和训练。而“热身”很简单，就是练音阶，并不断重复某个自己感觉不好的地方。唱歌其实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每次我在台上唱一首歌，台下已经不知唱了多少遍。我最好的老师就是录音机，我每次录完音都会带回家反反复复地听，第一天很陶醉，第二天开始出汗，第三天可能就要回棚里重新录了。而即便《小白杨》这样唱了多年的歌曲，我现在仍然在不断地琢磨、调整。像某些歌手唱一首歌还要看屏幕上的歌词提示，是绝不可能好听的。

　　练声　要有科学方法

　　广州日报：您曾跟随金铁霖和程志学习声乐，他们一个是学院派、一个是实战派，您分别向他们学到了什么，他们对您技术上的影响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阎维文：我先后拜过几个老师，他们在不同时期都对我有很大帮助。其中，我在总政歌舞团的老师1985年调去了深圳，我那年冬天和金老师在哈尔滨同台演出时聊天说想跟他学习，他一口答应，回北京后我就跟团里申请，以单科走读的形式，每周到金老师那上两节课。当时因为演出相对比较少，所以那一年多按部就班的学习让我把基本功打得比较扎实。因为当时我的声音相对比较“捏”、比较紧的问题，所以金老师主要教我怎样把声音松开，令我有了很大进步。

　　1986年在青歌赛获奖后，演出活动多了，上课时间也就不固定了。但因为我和程志是战友，下部队常住一间房，所以我就请他做我的老师。程志本身是男高音，他将自己的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程志的方法是下了台就不放声唱，而用弱声、小声去练，在唱的同时想着声音的位置、气息的运用和嗓子打开的程度，以形成良好的发声习惯，练到一定程度，上台也会自然而然地科学发声了。不过，这种方法必须静下心来，而我当时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练习。今年，我52岁还能有这样年轻的声音和这么好的嗓音状态，和程志教我的这个方法以及我自己天天坚持练习有很大关系。其实，帕瓦罗蒂能唱到70岁，靠的也是坚持训练。

　　广州日报：把“捏”着的嗓子松开有没有什么秘诀？

　　阎维文：就是尽量让声音放松、打开。不过，声乐是辨证的，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调整。年轻的时候让声音松弛，听起来会雄壮一点、成熟一点，但如今，我会把声音相对收拢一些，让音色显得更年轻。

　　广州日报：您是美声和民族唱法相结合，这应该是挺复杂的一件事吧，有什么窍门吗？

　　阎维文：还是熟能生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