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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爱与责任 连清川 2000年的小说界有些不平静，一群年轻人开始在小说界发出声音。他们被一些媒体和行内人合称为“70年代作家”，其代表人物先有北京的石康写出了《晃晃悠悠》和《支离破碎》，后来有上海的卫慧写出了《上海宝贝》，棉棉写出了《糖》，最近，又有周洁茹在网络上连载《小妖的网》等。 他们的笔触在某种程度上和所谓的“传统文学”有着巨大的不同。在他们的作品中，性、摇滚音乐、酒吧、毒品和其它一些现代生活的符号成了非常突出的象徵。而且，他们在商业上，都相当成功。 但是，担心孩子们学坏的家长们却十分忧虑，他们不知道：70年代人的生活真的是这样的一幅图景吗？或者，70年代的这些作家，他们所谓的爱和责任到底在哪里，是什么？事实上，对“70年代作家”的作品，人们感兴趣的不是它的文学价值，而是把它们作为社会文本去解读70年代人究竟有着一副怎样的面孔和内心？ 对于这些问题，当事人和批评家们各有评说。 作者：我们的糖是痛苦和垃圾 棉棉(上海作家，主要作品：《好孩子都有糖吃》、《糖》)： 我喜欢用“糖”来作为作品的名字，它的意义和礼物是一样的，生活再不幸，也要把它当成一块糖；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和垃圾，我们才要因为爱而活下去，把痛苦和垃圾转化成糖吃下去。 我们所有的痛苦都来自于年轻，来自于爱。其实痛苦是每一代人都经历到的，只是我们比我们的上一代人更复杂一点、杂质多一点、自私一点。我们有太多蒙昧和野性，如果要说我们对生活的感觉是什么，那就是支离破碎，长不大，我小说中的人物也像是永远也长不大一样。原因是大量的信息涌进我们的生活中来，好像被打开了一扇窗，看到了大海，但没有人为我们解说大海是一个怎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不反抗，我们和前辈人不一样，他们生命中有很强的抗争意识，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始终活在追问之中，诱惑很多，选择很多。 现在对我们谈负责任太早了，而要谈“爱”。我们并不是全无责任感，我们也想负责任，但是负什么责任？怎么负？我们现在没有能力负责任，也没有负责任的想法。也许最好的负责任的方式就是顺其自然。人们越来越自私了，空谈责任是没有用的。 我在小说中提到性，但是它的背后其实是“爱”的问题。毋庸置疑，找不到爱是肯定的，因为它太稀缺了。这个问题是任何时代共同的问题，只不过现在被张扬出来了。 �？碌拿乐薇� □连岳 “70年代作家”的作品并不能涵盖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内心的躁动，其行为的时尚只是一种表象，说白了，这是他们个人生活的体验和向往。传统文学的传道使命在他们手里演变为个人性的情感宣泄，因而一些作品标榜为“半自传体小说”，再加上书商商业化的操作，它们已经谈不上有多少文学意义和价值，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评说的人物，它们只是用文学的形式演绎了一个圈子内的个人生活，代表不了70年代人。事实上，大多数70年代人在这种时尚生活的表象下，保留着前一代人许多的精神内核。 去年我有次染了发，不敢太招摇，所以染了极淡的褐色。但还是被一个朋友看了出来，他不解地问我：“你这么赶时尚，怎么还能写有责任感的文章？”这是个我非常尊重的朋友，学问人品都是一流。但是恕我直言，他的这次感慨却犯了低档的错误，更让人不安的是，这种错误具有普遍性。 我当然想做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至少，我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和我一样生于70年代的人，我想，他们都是想成为有责任感的人的，只不过，他们的表达方式放弃了我们这个社会熟悉的那些方式：慷慨激昂、手舞足蹈。你也许会说我这个判断过于主观臆断了，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事实来佐证它，愿不愿意承认都罢，70年代的人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他们应该成为中坚了，他们中最老的人已经30岁了；而现在这个社会并不比以前缺少责任感和正义感，甚至，还有更多的梦想。和我一样生于70年代的人，我想，也都是时尚的人，更准确地说，都是追求生活的多样性和新鲜感的人。这绝不仅仅是种迷醉，彷佛这种生活方式你只要陷进去就可以了。酒吧、摇滚、性、夜生活，似乎是70年代的标签。如果仅仅只有这些，那么陷进去真的是很容易。但这只是一些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喝茶、听轻音乐、早睡早起一样。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下面，有一些坚定的东西正在体现出来：他们对个人的自由尊严更为看重了，他们有了前所未有的取舍勇气，他们可以放弃单位、放弃福利，这些都曾被认为是人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对人的价值的衡量标准。他们过上了自己想过的日子，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真的有了特立独行的派头。这些也许在将来，不，也许在几年以后，都不算什么，但这是70年代的人将这种选择变成了常态。当然，更早以前的人，根本就没有选择，没有可比性；现在有了选择，我们就去选择，而没有退回到某种怀抱里。 说了这么多，我的意思是，70年代的人和任何一个年代的人一样，他们有些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些犯了众怒的语言，他们也在做薪尽火传的事，他们也在为社会提供极其重要的新精神。凭几本小说、凭某种生活方式、凭作为泡沫的表象来下定义、来划圈子，除了得到有漏洞的结论和制造疏离感之外，还能得出什么呢？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大思想家�？�，某种程度上说，是个贪图享受，爱慕虚荣的人，他曾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部最好的美洲豹跑车。如果我们只有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得出的判断是：飙车族，谈什么思想，事实已经证明，这样说是个笑话。也就是说，70年代将要产生的�？�，很有可能也会用不那么让人喜欢的表象来迷惑我们。 批评家：被无限延长的青春期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1976年之后，中国的文学界出现过四种作家类型，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的“右派”作家，王安忆、韩少功等知青作家，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在90年代早期出现了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邱华栋、朱文等晚生代作家。 在1996年之后，70年代的这一批人出现了，他们的特点是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感受之外，整个精神状态也产生了变化。他们不像前面的四种作家一样，一定要抓住一些东西，一定要和一些东西对抗，精神的也好，物质的也好。他们缺少“文革”或者思想解放的背景，他们的作品只是表现自己的自在状态：流浪艺人、酒吧生活和性爱，没有底蕴，没有根基，自己都把握不住自己，像行云流水一样在社会上流淌、漂泊。 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前人不同了，他们除了对物质生活的渴望之外，更渴望自由、不受约束的生活。他们的小说，比如棉棉的《啦啦啦》，带有强烈的自言自语和自我歌唱的色彩，不与任何的东西对抗，好的坏的，他们全不理睬。 他们还关注到了欲望的描写，集中在性上。但是以往的作家对性的描写带有思考的性质，比如王蒙写性与政治，贾平凹写性与文化，而这一代人对性的看法就更加放松，没有精神负担，而只是一种存在的方式。这其实是社会开放和宽松的标志，人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来讨论性了。 他们的作品大量地涉及酒吧、舞厅和宾馆等，但并不代表他们自己就沉沦在里头，相反地，他们自己的生活反而非常艰辛，所以这些场面仅仅是描写而已。而这种表现，有他们自己的美学合法性，这是现代都市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的现实。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 70年代的这批作家其实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不能够一概而论。很多人都认为一些人的作品就代表了社会的一种倾向，把作品当作展现社会的窗口。在相同的背景下面，他们形成共同的思维方式，或者有一些共鸣，但个体的创作都是非常各异的。 我的很多学生都不喜欢卫慧和棉棉的作品，觉得她们所描写的生活怎么能代表我们的生活呢？许多普通的读者对他们的东西不以为然，如果不从中使劲地找的话，很难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共鸣。他们习惯于把一些生活单调或者委琐的人概念化、标牌化，成为一种自我包装自我宣传的东西，比如说很酷啊，很另类啊，其实都是一些很空洞的词汇。他们让别人辨别的标识就是这样的东西。 陈村(作家) 可以说，70年代作家中的很多人，他们所描摹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不是重合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非常真实，而是有一种在舞台上的感觉，是他们想要得到，但是没有实现的时尚生活。 但是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城市到了他们的笔下，整体地纳入了他们的视野。以往我们的文学作品从本质上来讲带着相当浓厚的乡土气息，即使描写的是城市生活，但是仍然带着无法磨灭的农村的思维。 在我们的传统爱情价值观中，没有爱就没有性，如果说有爱，那么性也就成为惟一的性。但是他们所谓的希望有爱又有性，统统变成了一种托词。从心理学上的角度讲，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安全感，不知道一脚踩出去是什么，才留恋以前的东西。 这一代人并不是说找不到自己，找不到自己应负的责任。他们的青春期被无限地延长了，赖着不肯负责任，大家都在回避、逃避责任，最好就处在一种不必负责任的状态中。但是负责任的一天会到来的。 70年代作家在作品中对价值观和道德感冷漠也好，欣赏也好，他们的确没有树立起无论是东方的或者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是社会不会容许你永远处于不负责任的状态。你可以不负责任，但是生活会教训你的。 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很快会过去的，因为他们本身就不深刻，有一种时尚色彩。但是真正伟大的是无法被湮没的，比如张爱玲就是永远不会被湮没的，因为她太独特了。 别让文学太无耻 许多年前，鲁迅讲女作家走红时曾不无刻薄地说，人们想看女作家的书，就是想看看女人的小脑袋里都有什么，把她们的著作搁在枕边，就有了亲狎之感。这话有失公允。那时代的女作家像冰心、丁玲等人，还真不局限于小女人的小情小调。但把这话放在当前的“新锐女作家”头上也许不会委屈了谁。先从这几位“文学美女”看过去，直到“粉领文学”、“文学新人类”，妙龄少女都是主力，其作品多描述恋情、吸毒、性，而文学报刊不仅刊登她们的作品，更着重刊登她们年轻美貌的照片，两相对照，似乎就会给读者更多想入非非的余地。 这些以“香水写就的文字”似乎现在有着愈演愈烈的势头。这些文字与这种“美女作家”现象，会给我们的文坛带来怎样的恶俗风气？相信这是许多真正关心文学、关心社会的人士所关注的。 最近，在纷纷扰扰的“美女作家”热潮中，一批所谓“粉领文学”的丛书又顺势登场，遭到不少文学爱好者的谴责和反感。有人说所谓作家的头衔，不过是美女身上的一件新潮时装。现在当文学男青年大概是最傻帽儿的事情，而当文学女青年则是最时髦的选择，因为有的是杂志社出版社憋着劲想包装你、推介你，方式各有不同，但思路空前一致：因为你有漂亮脸蛋，所以你一定有漂亮的文笔，你就是美女作家。这个逻辑摆在这儿谁都看得出是狗屁逻辑，但实行起来却“东方不败”，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窥视癖。光看美女画片和绯闻不过瘾，还想探究美女的内心世界，如果我们认定美女生活得比大多数人都精彩的话。就直说了吧，是一种集体意淫，刺激了美女作家的市场需求。 也有人说，文学界的事情真是无法预料，即使在几年前，谁能想到仅仅凭一张漂亮脸蛋就可以在文坛名声大振呢?如今的一些美女作家不仅在大众眼中成了当红作家，而且还成了领导时尚的时代英雄和公众明星�！懊琅骷摇闭庋恼信�，多像是丽春院里的一道景致。与《曼娜回忆录》手抄本在青年中的秘密传阅不同，这已不是一个渴望青春的时代，相反，这是一个性处于泛滥的时代，所以才有偷窥的欲望。欲望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没有违禁的快感，欲望是没有高潮的。 就中国当代的写小说的女作家来说，无论是刘索拉、王安忆、铁凝，还是池莉、方方、赵玫、陈染，还是迟子健、徐坤，甚至林白和海男都不是这些如今被称为“新人类”的女孩们可以比肩的。这些女作家也出过小说丛书，但没有哪一个能比“新人类”更能赢得媒体的兴趣和读者的热情。 当小女人散文刚刚降温，这些70年代出生的小姑娘们就以“另类”形象“惊世骇俗”地登上了文坛。她们除了被外来文化感染而具有相近的心态外，跟小女人散文其实一样存在着仿效心理。在报纸和网络连篇累牍的炒作之下，所谓的“美女作家”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甚至还走向了恶俗的边缘。将作家与美女阴险地联系在一起，就成了我们时代的另类吗？我们表示怀疑。 上世纪末的那一年，某网站的创始人不知从何处引入一个全新的词汇，叫作“注意力经济”，并且开创性地向世人标榜出一个动宾结构的经济学名词──经营注意力，于是他成功了。而现在这些美女作家在这个无论什么层面都缺乏热点的社会，极其聪明地用四两拨千斤的技巧，吸引了我们所剩不多的热情和所谓的──注意力，于是她们也成功了。并且，当我们尚蒙在鼓里，还在自作多情，面红耳赤地喋喋不休之际，她们已经极其明智，名利双收地平仓退场。注意力在千折百转之后终于又回归到原始经济学的起点。 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的社会的价值取向已经本末倒置到了何处地步！一方面是贫穷的现状，极端匮乏社会资源──包括同情心、责任心；另一方面，一种几经扭曲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却已经不合时宜而顽固地树立起来了，我们惟恐在人海里淹没，我们过分地鼓励个性，甚至推崇出另类这样的概念。按照现代经济学的概念，个人价值的回归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我们却将这种原本可以推进我们社会发展的个人价值形而上学地沦落成仅仅是可笑的个人标签，并且乐此不疲。 其实，很多社会的难题和历史遗留下来的痼疾还是需要绝大部分既不时尚又很无能的民众去合力解决；下岗、失业、失学、通涨、通缩、水灾、地震、出乎意料的天灾人祸等等社会发展必须付出的各种成本，还是需要绝大部分人来分摊。我们的同情心，好奇心和我们的热情和注意力应该倾注在更加有意义的社会热点上。至于那些美女作家自恋自虐的低吟浅唱，在吸食大麻还是可卡因，穿的白棉布裙是全棉的还是有化纤成分，甚至她们习惯黑着灯吸烟，亮着灯作爱等等一系列鸡零狗碎，我们最好还是冷眼相看。(王边) 不能肆意“女”下去 作家：毛志成 近来异�；鸨男醋髡�，应推自称或被称为“新新人类”、“美女作家”的人。起初我不知所指的是些什么人，后来我听到某“女作家”的一句名言：“用身体来写作”，我也就明白了大概。 这里说的“身体”，当然是女人(即女作家)本人的身体。要想当“女作家”最好先使用她的身体，这可真是把“作家”糟蹋到极点了。 当作家的，本来无须特意标明“女作家”。当初特意标明某某作家是“女作家”，使人给予特殊性的关注，也曾有一点道理，是因为那时的作家队伍中女性太少，理应格外看重。何况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作家群的出现、崛起，由于她们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对人生的认识与感受，确有优于男人、男作家的敏感性和入微性，使女作家的作品易于轰动，这也是正常的。 但是女作家的性别优越、性意识活跃越来越惯性，越来越膨胀，相继由“女人”走红而至“小女人”走俏，随之“美女”行时，直至“荡女”、“滥女”的增价，我看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文学本身，都是十分可忧的。 我曾在另外的文章里用“洗澡”比喻过文坛。在男人统治的时代，好像只有男人才有随便洗澡的权利。到河流里、池塘里、浴室里去公开地、赤身裸体地、蹦蹦跳跳地洗，都随男人的便。女人是无此资格的，只能躲到一边在暗室里偷洗。女性文学闯进了文坛，可以公开地“洗澡”了，一边洗一边自我抚摸、自我欣赏、自我品味，并发现了女人优于男人的闪光躯体、美妙姿态、独特感受。形之于文学，无论是感受方式还是表述方式都使文坛上感到新风新意。那样的“女性文学崛起”，确实是于文坛有益的。 但是，若是这样的女作家沿着自己的性别美、性感美很惯性地陶醉下去，那样的“洗澡”也会蜕变：先是自洗、自摸、自赏，随即就可能来一番商品化，将女人的洗澡搞成“有偿表演”，欢迎世人(更包括男人)来观瞻、来窥视，只要有“轰动效应”就高兴，我看文学也就注定浊化、俗化、丑化。 若是再进一步呢，女人的洗澡不仅欢迎男人窥视、参观，而且热衷于扯来男人与她一起陪洗、共洗、相摸、互触，且又乐于将这种勾当的感受随意宣讲，肆意发挥，大加描述，你说这还是文学么？ 眼下的社会具有双重属性：既有“盛世风光”也有“乱世阴影”。后者指的是各种恶性案件(特别是以暴力伤害妇女案)层出不穷，且有愈演愈烈趋势。女人(特别是女作家)自己不仅无意也无力去净化社会，去遏止丑恶现象的蔓延，反倒意趣盎然地表演自己的不洁行径，撩拨无耻者流的邪心歹意，说这样的女作家也可称之为文明人、文化人，我看只能叫作活见鬼�；盎故腔氐健芭骷也荒芩烈狻号幌氯ァ钡奶饽可侠�。正经的文学或有为的作家，将主要的兴趣和精力用之于讴歌“人性”或许是对的，其中的“性”都不是专指“性别”、“性感”、“性事”，而是重于去写人的精神善性(包括善心和善行)。即使用主要笔墨去写女人，也不应在女人的性别特徵、性感形态、性事行为上过分用心用力。女人若是只有性别优势，此外什么也没有，势必一路滑向无限制地“女”下去，直至跌落到专一推崇广义或狭义的“生殖活动”。当然，若是这样干，与此一并滑坡的也必然是文学。 (摘自《深圳周刊》2000.6.5)(配图：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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